语法化理论在语言演变研究中长期居主导地位，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语法化理论提出过早，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已经不能满足语言演变研究的复杂需求。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语法化架构内无法对语义变化开展系统分析（Haspelmath，1999）。近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探索语言演变研究的新研究路径，其中一个重要思路是将语法化研究提升为构式演变研究。构式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之后不断完善。经古德博格（Goldberg）（1995）的重新诠释，逐渐为学界所接受。该理论强调形式和意义紧密相关，认为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同等重要。因此，从构式角度重新审视语言演变问题，语义层的变化就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是，受制于传统语法化研究的影响，构式演变研究尚未发展出强有力的语义分析机制。如何有效地描述和解释语义变化的总体趋势，成为制约构式演变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本文重点讨论构式演变中的语义问题，认为语义演变有两个关键机制，即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在作者已经开展的古汉语和古英语构式演变研究中，对两种机制进行了初步探索（杨延宁，2019，2020）。但是，已有研究对两种机制的发挥作用的细节还缺乏深入探索。鉴于此，本文借助古英语语料，分析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演变过程，梳理两者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以此为基础，本文讨论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如何相互制约，成为构式演变的内在推动力。在具体讨论中，古英语被动构式和使役构式的演变是分析的重点。为了使观察的角度更为丰富，古汉语中的构式演变也会被提及，作为古英语分析的参考。 1.构式演变中的语义问题 在历史语言学领域，对于语义演变的探索一直相对滞后。这和传统研究重视词汇和句法演变有关，同时也受到分析框架失当的影响。在长期盛行的语法化研究中，最为重视的是词汇和句法演变，语义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常见的做法是以词汇和句法演变为主线，在认为必要时提及词汇和语法变化带来的语义影响。换言之，语义变化被看作词汇和句法分析的副产品，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构式演变研究中，语义层的变化已经无法再扮演从属性角色。构式的非组构性特征决定语义演变必须在分析框架中拥有独立的地位。 在阐明句法和语义的关系时，许多语言学理论遵循组构性原则。该原则认为“特定复杂表达的意义由内部成分的意义和将各部分组构在一起的句法规则决定”（Partee，2004：153）。认同该原则的学者强调语言有两种关键机制，即同语法运算有关的抽象规则和与语法运算无关的清单。词素、词语和不规则用法均被归入清单范畴，而抽象规则在清单的基础上生成复杂的表达。语义只需要在清单记忆的基础上，根据句法规则来进行推导。传统历史语言学研究受组构性思路制约，认为语义变化可以由词汇和句法变化推知，因而将其研究重点放在词汇句法层面，对语义变化关注不够。在这种思路指导下，语义演变研究自然不会获得独立的地位。 大量构式研究表明，构式义不能简单地由内部成分的语义和句法规则来推知，具有明显的非组构性（Goldberg，2006）。因此，不能将意义产生的过程公式化，对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解读需要考虑语言的非组构性。可以说，整体语义的非组构性是构式的根本特征之一。由此，“不可推知”的构式义从何而来的问题，成为构式演变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古德博格（2006）提出构式义在语言初始阶段是多余的，它的出现是语言演变中形式和意义互动的结果。这方面的深入探索极度匮乏，已有研究基本陷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 现有语义演变研究大多受制于两大问题：①分析对象的偏颇；②演变机制的局限。很多语言学家讨论过语义演变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定律和假说。但是，相关讨论的重点一直在词语层面。斯德恩（Stern）（1968）基于语义场理论提出古英语副词语义演变的定律，比如“rapidly”和“immediately”的语义如何发生变化。德瑞格（Derrig）（1978）关注颜色词如何被赋予实际意义，比如白色表示无辜，黑色则代表罪恶。威廉姆斯（Williams）（1976）和威博格（Viberg）（1983）都关注各类感官形容词词义不断拓展的规律。前者认为感官形容词有多条拓展路径，比如触觉词可以用来描述味觉，如“dry”，也可以发展为视觉词，如“warm”。后者相对谨慎，认为感官形容词的语义拓展路径有限，不同感官的贡献也不相同。相对这些细腻的词语意义演变研究，句子层面的语义变化很少受到关注，仅有的一些研究也都集中在时体标记的语义演变上（Bybee，Perkins & Pagliuca，1994）。 至于语义的演变机制，相关的讨论多为线性思维，总是在成对的概念内回旋，比如褒义和贬义、同义和反义、隐喻和转喻，以及压缩和扩充。这些概念处于对立的状态，以此描述的语义变化很容易被判定为非此即彼的关系。此外，这些成对的概念属于同一维度，不利于说明实际的语义演变有没有更复杂的关系。这一局面的形成和语法化研究中的语言演变二元论的思路有莫大的关系。时至今日，这一思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正如特劳格特和达瑟尔（Traugott & Dasher）（2002）所说，一旦语义演变被限定在对立的概念中，就很难建立起语义演变的系统化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基于两个非对立性的演变机制，即语义凝聚和语义汇合。 2.分析框架和语料 2.1 分析框架 本研究没有因循老路，而是采用了全新的语义演变分析框架。该框架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搭建，无论在术语体系和操作思路上都有别于以往的分析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从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语义演变机制探索，并为此建立了完备的语义描述术语体系。以此为基础，杨延宁（2019）提出语义层的演变机制是聚合轴的“语义凝聚”和组合轴的“语义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