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前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E-mail:qianruic@163.com;邱德君,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E-mail:269807329@qq.com。

原文出处:
中国语文

内容提要:

汉语方言将来时多采用句末助词来表达,根据能否单独表达等因素可以区分为可单用将来时和兼用将来时。在汉语方言的六大区域中,可单用将来时的形式与意义的语法化程度由西至东、由北至南逐步降低。北部和西北区域有的将来时接近一般将来时,而其他区域还停留在最近将来时阶段。这种趋势与北方非汉语具有形态化的时制对立不无关系。从完成体到将来时的路径广泛分布在各大区域,从进行体到将来时的路径在西北和北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分布。远南区域兼用将来时的语法化水平较低。区域类型学的视角可以丰富对汉语各区域将来时表达的多样性与一致性的认识。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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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汉语没有用动词词缀手段表达具有强制性的时的语法范畴,国内外许多文献据此将汉语视为一种无时的语言类型(如Lin,2011),熊仲儒(2019)还将英语和汉语的诸多句法差异都归结于时制有无形态表达。这是形式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功能主义的视角略有不同。如果不拘泥于汉语普通话和动词词缀这一特定形式,也不拘泥于某个形式使用时应具有的高程度的强制性,可以看到汉语将来时表达具有丰富的区域多样性。就通常所谓的语法语素的语义标签而言,时表示说话时间与情状时间之间的参照关系;将来时表示情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后,说话人预测命题的情状将会成立(Bybee等,1994:316)。本文聚焦于汉语方言的句末助词这一附缀或小品词形式(兼及动词词缀,暂不涉及助动词),从区域类型学的角度分析汉语将来时间指称的语法表达形式。汉语部分方言中将来时间指称的语义与句末助词形式的结合足以形成将来时这一广义语法范畴,只是其语法化程度略低,与汉语整体的分析性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窥测将来时形态化的早期面貌和一般规律。深入理解汉语方言将来时的表达,需要有一系列新的视角。

      第一,要将汉语置于大陆东南亚语言区域和北亚语言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de Sousa,2015),看汉语与两大宏观语言区域语言的异同。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具有丰富的形态和较为复杂的时系统;而大陆东南亚语言缺少屈折形态,仅具有较为丰富的体的表达形式。从区域语言学的角度理解汉语将来时表达的多样性,学界已有一些认识。如邢向东(2005:297)提出疑问:晋语的“也”由表示申明的语气演变为表示后事时的用法是不是也跟蒙古语对北方汉语的影响有关?Fan(2011:58-59、158)发现西北方言部分未完整体标记不同程度地具有将来时的用法,并将此归结于西北方言与北方非汉语的接触。现有的专业性较强的方言调查报告可以支持本文从区域类型学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要从微观语言区域的角度,看汉语方言内部不同区域在将来时表达方面的异同。Chappell(2015、2017、2019)从若干语法构式共时与历时特点的角度,对汉语方言进行区域划分,将汉语方言区域从四个逐步增加到六个。微观语言区域划分和方言谱系分类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提供描述和解释的维度。虽然Dahl(2000)在欧洲语言类型项目中研究了不同形态类型、不同词汇来源的将来时语法语素在欧洲的分布,Dahl和Velupillai(2013)简要描绘了有无屈折将来时的两类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基本持平的分布,目前区域类型学的思路还没有系统地应用于汉语将来时的研究领域。汉语将来时语法形式主要来自类型有限的体意义,这对汉语方言的区域划分应该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第三,要从Haspelmath(2010)提出的比较概念和描述范畴的角度理解将来时与将然体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在汉语方言描述中使用将然体、将行体、即行体、将实现体(将现体)、预备进行体、将然态、将始体、后事时等术语,这些均属特定方言的描述范畴,实践中可以归为不同的上位范畴。从本文的角度来看,除部分方言点的相应形式语法化程度较低、还保留体意义之外,其概念内涵与类型学研究中将来时中的一类——最近将来时并无实质性差异。比如,陈海波(2006)指出赣语宜春话的“格”本义为“去”,为将来时助词,如例(1);罗荣华(2013)指出赣语上高话的“嗟”本义为“去”,为将行体,如例(2)。两者的语义所指及形态句法特征一致,从释义来看均指事件即将发生的最近将来时。其中将来时间指称是第一位的,事件发生是第二位的,且句中默认说话时间为参照时间,不存在另外的参照时间。不过,陈山青(2012)把例(3)湘语汨罗话中的“去”概括为将实现体,这与典型的最近将来时还有区分,因为彭远(2017:51)指出,“去”所在小句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出现在条件句的结果分句。条件分句一定程度上起到参照时间的作用,表示在参照时间事件得以实现。可见,汨罗方言的“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将来完成体的特点,最近将来时的功能还没有完全分离出来。当然,最近将来时与将来完成体的分离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本文侧重已经分化出来的最近将来时。

      

      汉语方言研究者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将来时或最近将来时,一方面是多数方言中时的语法形式不够系统,不足以或不便于单独作为一个范畴来系统描述,权且纳入到体的范畴来描述;另一方面是这些形式的将来时意义是在体的意义上产生的,体意义仍然有所保留。这些考量在描述具体方言时有诸多合理之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过去、现在、将来三分或过去—非过去等多种不同的两分多属于等值对立,较为常见。范畴的对立也可以是有无标记的缺值对立,如将来时与非将来时的对立,其中非将来时不一定要有显性的标记,甚至可以涵盖将来时。①本文秉持类型学的研究范式,从比较概念角度分化并比较不同形式之间的意义联系,进而概括比较概念之间的普遍联系。比较概念和描述范畴作用不尽相同,可以并行不悖,也可以互相促进。经初步的概念和方法论的辨析之后,下节的描述除部分引用或照应原文外,径直采用将来时或最近将来时的术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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