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从80年代起，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程祥徽（1980）、王培基和吴新华（1981）、汪忠强（1984）、尹龙（1985）、阿·伊布拉黑麦（1985）、马树钧（1985）、李克郁（1987）、敏生智（1989）、张成材（1992）、贾晞儒（1994）等都做过介绍和研究。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一带的语言引起了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近40年过去了，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语言区域（Janhunen 2006、2007；钟进文2007；Slater 2003；徐丹和贝罗贝2018等等）。这里的汉语、安多藏语、蒙古语族诸语（东乡、保安、土、东部裕固）、突厥语（撒拉）等共享许多语言特征。汉语向非汉语通过模式借贷或实体借贷借入了许多表达方式。如语序的变化、格标记的产生、声调的简化、使用非汉语的某些词缀等等。总体来说，汉语和非汉语在句法表达上越来越趋于接近或一致。非汉语言借入了大量汉语词汇和少量句法表达方式；而汉语则不同程度地借入了非汉语词汇，较多地借入了非汉语的句法表达方法：这是由于语言长期接触而引起的语言变化。我们认为，语言之间的影响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多向的、网状式的交织。以甘青一带的语言为例，汉语和非汉语之间、汉语方言之间、非汉语之间，都由于长时间的接触而发生了变化。人群是语言和文化的载体，人群的移动和迁徙是语言接触和交融的前提。语言的演变在同一个语言区域内是不平衡的。本文就甘青一带语言的实例论证上述观点。 2 语序的变化 汉语的基本语序一直是“动词十宾语（V+O）”结构。句子里的主语常可以省略，主题优先是汉语的特点（Li & Thompson 1976），故主语在汉语语序里不占重要地位。从古汉语至现代汉语，汉语的主要语序VO始终占主导地位（Mei 1980；Peyraube 1997；Xu 2006等）。甘肃青海一带的非汉语言如藏语、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诸语均为OV语序的语言，与汉语形成鲜明对照。今天的甘青汉语已经改变了语序类型，都演变为以OV语序为主的语言了。但这种变化是逐渐形成的，并非一蹴而就。我们比较60年代的调查材料和今天的语料就可以一目了然。 从《甘肃方言概况》（1960：26）的材料①我们看到，60年代甘肃大部分方言的语序是VO而不是OV。比如，对应普通话“吃了饭再去好吧”句式里“吃了饭”这一VO语序，在41个方言点中有11个点（静宁、清水、文县、平凉、天祝、永昌、高台、临潭、临夏、和政、德乌鲁[区域相当于今天的夏河县和合作市]）变为“饭吃了”这一OV语序。②其中文县和清水两个点上既有VO语序，又有OV语序。60年代用VO语序的点今天是否变成了OV语序，并没有跟进的调查，但当时记录的东乡地区的汉语为V0语序。80年代阿·伊布拉黑麦（1985）的调查已经清楚地表明，当地汉语唐汪话已经彻底变为以OV为主的语序了。田野调查的结果当然会有因人而异的情况，如调查的地点、调查的对象、被调查者的文化水平等等，但是这些调查结果总会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尤其是在调查点的数目比较多的时候，语言演变的大致倾向还是可以看清楚的。 在《甘肃方言概况》（1960：22③）另一个调查的句子“我嘴笨，我说不过他”中，“说不过他”是VO语序，42个调查点（每个例句调查点的数目略有不同）里绝大部分的语料都保留VO语序，只有临夏、和政和德乌鲁三个地方成为“说他不过”。④临夏两种语序均可，即“说他不过”和“说不过他”并存。虽然调查的例句中和VO或OV语序有关的句式比较有限，但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甘肃方言OV语序的端倪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显露出来了。 从地理分布看，变化首当其冲的地区是临夏、和政和德乌鲁。这三个地方紧密毗邻，临夏及和政南边是包含德乌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东有东乡族自治县，西有青海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这三个地方语序率先演变的原因就不难解释了。这一地带属于夏河流域，被非汉语区域紧紧包围着，而其它的调查点都离这些非汉语区域相对远些。换句话说，对比60年代所调查的语言和现在的语言，我们发现这一地带是甘青语言区域的中心地带。甘肃青海一带汉语方言较多的例子见于80、90年代的调查材料。下面请看几组例子，其中a是VO语序的例子，b是同一地方OV语序的例子。
从上述例句我们看到，甘青一带的汉语方言或变体（如唐汪话），虽然在语序上从VO转变为以OV为主，但V0语序一直存在，尤其是当宾语是非定指时。当宾语出现在惯用语里，即动词和宾语的常用搭配时（如“吃饭、洗衣、看书、说话”等等），宾语仍然常出现在动词后面。但是当宾语有所指时，宾语前置是常见的现象。在今天所见的语料中，宾格标记“哈、啊”就会出现。但我们将在下节看到，在60年代的语料里，名词前置时并无任何标记。到今天也有这种情况，即名词前置时宾格标记不一定是强制性的，但代词前置时宾格标记则是强制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屯话（Janhunen et al.2008）和甘沟话（Zhu et al.1997；杨永龙2014）的记录里暂未见到VO语序的例子。 3 宾格格标记形成的轨迹 近年来，甘青一带汉语方言中格标记的形成问题引发了一些讨论（Dede 2007；Janhunen et al.2008；杨永龙2014；徐丹2014；Xu 2015；周晨磊2019；Xu 2020等）。比较过去学者的记录和今天的田野调查，可以看到格标记的形成是语用需要促成的，和汉语改变了语序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