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只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9-0087-08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9.01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个民族最稳定的文化DNA，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性符号[1](p137-139)，非遗传播起到了延续优秀文化血脉的作用。随着国家对非遗的重视及系列政策的出台，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化的加速发展，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意滥用或过度开发非遗的现象严重，一些仅仅依靠传承人进行传播的非遗项目正在加速消亡，非遗抢救性保护与有效传播已成为非遗工作者面临的迫切问题。 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非遗传播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利用数字媒介的交互性、便捷性、沉浸性等特点，可以为非遗文化信息的表达提供更多的选择使得文化的展示方式更加多元化，传播的内容更具吸引力。例如利用虚拟现实和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为受众提供非遗的“真实”场景，增强受众对真实非遗环境的感知，丰富受众的体验感和沉浸感。这就需要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受众等多方位来把握非遗传播新的发展方向，只有把非遗传播融入新的数字媒体传播系统中，才能实现非遗的精准化传播，对我国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非遗数字化传播研究现状 (一)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研究现状 作为一种以活态文化而存在的非遗，其传播必须体现地域性和即时性，即非遗传播不能脱离原生性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且与非遗的活态展示做到同步。数字化传播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一改原先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乃至早先的电子传播点对点或点对面的单向传播模式，变成多对多、多对面、面对面的多向传播模式，使原先处于被动接受状态的受众变成主动的生产者、使用者和消费者。目前，国内外对数字化传播模式的研究比较多，但对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研究却不多，其主要传播模式的研究大致包含以下4大类。(1)基于大众传媒的非遗数字化传播模式。通过纸质(如报纸和图书)、信号(如电视和电影)等传播媒介，对受众开展非遗信息传播活动。这种模式可充分利用传统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传播服务的转型升级，参与到非遗传播模式的变革中。例如电视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可实现非遗传播网络化、智能化、大屏化的趋势，满足家庭客厅受众的需求。(2)数字典藏传播模式。主要指非遗保护单位通过对非遗资源的数字化，构建其专题数据库，受众通过互联网自主查阅的方式推动非遗信息的传播与流通。目前，数字典藏传播模式主要以数字图书馆与数字博物馆最为典型，如美国首个虚拟图书馆“美国记忆”(America Memory)，对语音、文字、图片以及影像资料为主的美国非遗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建立了相应的专题数据库，供受众在线阅览和下载，达到非遗传播的目的。(3)互联网非遗传播模式。利用互联网的交互优势，实时传播非遗活动，使受众即时感受活态的非遗文化。由于面对面的非遗观看存在一个丰富的共享环境，受众可以共享对非遗文化空间的认知，但数字互联网传播却缺少这样一个共享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使其传播效果大打折扣。(4)沉浸式传播模式。由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实现的传播严格地说还属于浅代入式传播，而利用3D技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把受众拉入场景，通过交互让受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并能够更好地融入非遗事件及语境中。有学者认为沉浸式的非遗保护和传播方式将会成为网媒的主流[2](p47-51)。 目前在模式应用上，非遗数字化传播主要以大众传媒、数字典藏和互联网三个模式传播为主。由于沉浸传播模式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较高，应用还不普遍，仅作为前面三种模式的一种补充。 (二)非遗数字化展示方式研究现状 非遗的种类众多，非遗名录中将非遗项目分为10个大类，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3]，其内容多元，表现形式丰富。由于不同类别的非遗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点，所以要实现非遗的数字化传播，首先需要了解和掌握不同类别非遗的特点，因类制宜，采取不同的展示方式，实现高效的数字化传播。彭冬梅(2006)等人提出，非遗的数字化展示方式应根据不同种类非遗的表征和特色，通过各类数字化技术进行信息的归类与存储，运用各类新媒体技术实现数字化展示[2]。黄永林、谈国新(2012)等人提出非遗的种类多样且内容复杂，因此对应的展示方式也不尽相同，可将其分为传统信息展示类型、机械控制展示类型、交互触屏展示类型、传感器式展示类型、虚拟现实展示类型等[4](p49-55)。单肖娟(2012)认为传统表演是集音乐、动态、故事等多种视听元素为一体的、高度融合的非遗文化，它通过数字化的影音打破了地域界限，完成了标准化还原，实现了文化共享[5](p459-460)。 根据非遗的特点选择和搭配不同的数字化展示方式，才能达到传播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真正的数字化传播。目前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数字化传播展示方式已经变得丰富多样，而不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图文印刷和屏幕显示，如表1所示。主要是在传统信息式展示的基础上，借助多种技术如物流网、4G移动网络、虚拟现实等实现非遗数字化传播。 (三)非遗数字化传播媒介研究现状 丰富多元的数字化媒介使得非遗有更多更丰富的表现形式，目前主要包含以下4个类型：(1)基于网络的数字化传播媒介。这是一种在国内应用最早和最普及的传统传播媒介。贾秀清(2012)等人提到基于个人计算机终端，通过互联网在线浏览非遗资源，可通过图片、视频、音乐等影像方式呈现非遗数字化资源[6](p112-115)，如“中国非遗网”“中国传统村落网”以及国际非遗博览园网站等。此外，王赛兰(2014)提出VR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使非遗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实现了仿真可操作式体验，大大增强了受众在展示媒介中的带入感和体验性[7](p206-209)。(2)基于智能设备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智能化手表和手机等移动智能产品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而且这一类智能产品也有更加广泛的受众人群。故宫博物院已发布多款手机应用程序，民众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故宫内的馆藏文物；同时在应用程序中融入了更多互动体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非遗传播的广度和速度。(3)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传播媒介。作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工具，其具有传播速度快和受众多等优势，也成为非遗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渠道。(4)基于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数字化传播媒介。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平台，除了用传统媒介展示非遗外，其数字化建设也为非遗的传播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公众平台[8](p124-127)。以博物馆为例，在陈列展品中加入数字化展示形式，借助全息投影、3D等互动设备，可以增强受众的参与感，同时受众也会使用互联网设备实现信息传输与共享。如在云南丽江东巴文化非遗体验馆，观众通过照片采集，可实现民族服饰的虚拟试穿，“试穿”合成照片可以传输给观众。简单的文化互动体验，使观众对当地文化有更深刻的印象，对地域性非物质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