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稿：2021年3月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期，中国出口贸易额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20.1%和18.8%，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①。然而，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也日趋严重。例如，FDI与进出口贸易均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省份和直辖市，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开放程度上严重滞后②。 学术界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展开了大量研究。总结下来，现有文献提出的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金煜等，2006；朱振，2017；陆铭等，2019)、要素配置(刘贯春等，2017)、政策导向(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金煜等，2006)、所有制结构(刘瑞明，2011)、人力资本(蔡昉和王德文，2002)、市场化程度(王小鲁和樊纲，2004；韦倩等，2014)和经济开放(Jia，2014)等。然而，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历史因素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费正清，1994；张仲礼，1996；戴鞍钢，2006；吴松弟，2006；吴松弟等，2011)，更早时期的历史因素是当代区域经济差异的根源。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清末开埠通商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开放，它不仅促使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率先实现近代化(张仲礼，1996)，还通过其向腹地的辐射效应推动了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吴松弟，2006)。同时，它也为我们再一次检验历史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说明历史因素的重要性。 清朝末年的开埠通商是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屈辱史纠缠在一起的。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5个城市为通商口岸。随后，清政府又与西方列强先后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增设了包括内陆城市在内的通商口岸，这些口岸被称为“条约口岸(Treaty Port)”③。20世纪初，清政府的开放观念有所转变，先后主动开设了30余个商埠(严中平，1955；孔庆泰，1984)。到1930年左右，开放的条约口岸与自开口岸共计104个，再加上部分租借地、租界地区，全国共有110个可供外商贸易的口岸④。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地区设立工厂、学校、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为现代经济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积累了人力资本，吸引了大量外商来华投资，并且促进了贸易往来⑤。早期的对外开放使通商口岸城市在制度建设和贸易往来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先动优势，对其后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 本文旨在从FDI和进出口贸易角度出发，分析清朝末期开埠通商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国近代开埠通商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性因素对开放的影响及其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这对中国当前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鉴于FDI和进出口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也为理解当代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视角。 基于通商口岸历史资料、经济普查和海关调查等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清末开埠通商显著促进了当代FDI和贸易往来。相对于非通商口岸，通商口岸地区外资投资的相对规模显著增加了245.6%，外资占总投资的比例显著提高了14.2个百分点，外资参股或控股的企业数目显著增加了73.2%，外资企业或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数目显著增加了78.3%；受列强势力范围影响的通商口岸地区与势力范围国间的贸易额相对非势力范围国在总体上增加了27.6%～93.4%。上述结论在不同模型设定和样本选取情况下均成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历史上为通商口岸的城市，其居民对外国人的信任感相对更高；通商口岸地区在当代的金融制度环境也更好。因此，对外国人更为友善的态度和更好的制度环境可能是其中的作用机制。 已有不少学者基于历史资料和当代经济数据，采用量化分析方法检验了清末开埠通商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例如，Jia(2014)的研究显示，清末开埠通商会显著促进当代移民和人均GDP的增长。类似地，林矗(2017)的研究表明，开埠通商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还有一些学者从工业化进程、国内贸易和国内市场整合等角度检验了开埠通商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梁若冰(2015)发现开埠通商会通过影响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来促进工业化进程。Keller et al.(2017)基于一般均衡贸易模型发现中国通商口岸时期(1842-1943年)的15个通商口岸间的国内贸易规模得到了显著增加。新近的一项研究中，李嘉楠等(2019)发现开埠通商能显著促进国内市场的整合和近代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变迁。此外，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针对港口作用的研究。例如，Bleakley and Lin(2012)通过研究19世纪前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等地区港口的演变进程，发现这些港口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成了未来的商业或制造业中心。 总体而言，囿于数据可得性，研究中国清末开埠通商长期影响的经验分析文献仍比较匮乏，尤其考察清末开埠通商对中国当代FDI和贸易往来长期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现有关于通商口岸的研究均利用府级数据，而未考虑口岸的辐射效应；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开埠通商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短期影响，缺乏对当代经济长期影响的探讨；现有研究缺乏对开埠通商影响机制的考察，尤其缺少制度与文化层面的解释⑥。鉴于制度与文化方面的影响是长期而持续的，该机制的存在能较好地支持我们论证的跨越百年的故事逻辑。由此，本研究关注开埠通商对当代FDI和国际贸易的长期影响，并着重分析开埠通商引致的制度与文化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