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讨论清代前中期的东北移民开发时，多从一种二元对立史观进行探讨，即一方面是清政府固执封禁，而另一方面是关内移民“冲破封禁，开发荒原”。①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到了移民突破封禁政策并开发东北的过程在生态和文化方面的意义，如很多学者关注到柳条边除保护满清“龙兴之地”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具有区分东北地区农业区、草原区和森林区的生态意义，亦可看作是一条区分该地农耕、渔猎、游牧的经济和文化分界线。②该地区移民开发的过程是其生态禀赋加速整合的过程，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空间也随之得以建构。如姚永超就将之描述为“自然分区二元张力的历史性突破”。③在原有农耕、渔猎、游牧三元社会经济结构消融与东北近代经济区形成的过程中，延展到乡村基层的市场网络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富步和深尾叶子指出，市场商品化农业发展导致森林消退，催生了东北地区近代经济空间结构的生成，而这一近代空间正是建构在该地独特的市场共同体结构之上的。④不过，安富步和深尾叶子的研究主要关注于铁路引进后的时间段，他们亦将铁路修建作为东北地区近代经济空间形成上的起点。事实上，东北地区市场网络、市场共同体的初步建构和近代经济空间的雏形都要远早于铁路的引进。另一方面，尽管学界的现有研究对于铁路引进前东北市场网络有一定论及，⑤但是很少将铁路引进前东北地区市场网络建构，与当地传统三元社会经济消融及以商品化农业和乡村市场共同体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空间初步生成相联系，探讨其间的互动关系。更少有研究从微观角度探讨东北地区铁路修建前市场网络构建对于移民定居及农村社会中市场共同体空间形成之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尝试深入解析铁路引进前东北市场网络的建构与该地近代经济空间生成之间的动态联系，以期揭示其所产生的影响：一是导致当地传统三元社会经济的消融，二是出现以高度商品化农业和当地独特的乡村市场共同体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空间的雏形。 一、以棉制品为代表的外部必需品需求及其对移民开发的影响 清政府在营口开埠以前，尽管对号称“龙兴之地”的东北采取了封禁政策，但其对内地向东北地区移民的态度却前后摇摆不定，在执行禁止移民的政策时所采取的行政手段亦多不得力。⑥这就导致广大关内移民，在东北开埠前就能够“冲破封禁，开发荒原”。根据赵英兰估计，仅1644-1860年间东北人口就从400000人增长到3696806人，⑦增长了8.2倍。营口开埠以后，为了对抗沙皇俄国对东北地区的侵略企图，清政府移民政策逐渐“从封禁转向弛禁”，移民进一步加速进入东北地区。1880年，东北人口就上升到了7425000人。⑧ 随着关内移民逐渐聚集，他们对于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亦随之急剧扩大，其中衣料作物的需求最巨。在寒冷的东北地区，御寒是每一个移居该地的关内移民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御寒衣料成为东北地区农民的一种极其重要的生活资料。⑨与人口增长相对应，东北地区的衣料需求也显著增长。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曾经根据东北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动估计过1725年至1910年间东北地区棉花需求量的变动。他认为，1725年东北地区的棉布需求量仅为1 209000—1860000匹，1850年扩大到6890000—10600000匹，而到了1910年，这一数量则扩大到23400000—36000000匹。⑩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增长，东北地区的棉花需求量至1910年为止比1725年扩大了18.4倍。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早熟棉种大量引进以前，棉花仅在相对温暖的东北南部少数地区有种植，且亩产量相较于华北等其他地区低很多，东北的棉花生产完全无法满足当地需求。(11) 东北地区的棉制品需求只能通过外部市场输入才能满足。随着江南、华北等关内地区棉纺织业的兴起以及国内长距离贩运贸易的活跃，大量关内所产的棉布被运往东北地区。根据吴承明的研究，清代前期销往东北地区的棉布主要为松江布(北销东北及河北)、直隶滦州及乐亭布(主销关外)、山东历城、齐东、蒲台布(大量销往东北)等。(12)另据张忠民的研究，东北“布帛之价常倍于内地”，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利润空间导致“清前期的东北终于成为上海棉布最重要的销售市场”，其中崇明县、宝山县、上海县所生产的棉布都主要输往东北。特别是宝山县高桥地区，所产“套布，由沙船载往牛庄、营口，为土货大宗”。(13)他估计东北和山东市场上每年所销售的上海棉布数量绝不会少于1000万匹。(14)国内区域间长距离的棉布贸易满足了东北地区棉布衣料的巨大需求。在营口开埠以后，大量国外布匹和棉纱涌入东北，并迅速替代了土布的大部分市场份额。随着开埠后移民的进一步增加，对于棉布的需求随之不断增长，东北地区对于外部市场上棉布的依赖也继续增强。 在东北地区从外部市场中所获取的必需品中，棉制品显然构成了最重要的部分。1891-1901年间，棉类商品占总输入商品比率的年平均值为44.1%。(15)1908-1913年为37%，1918年为46.6%，1923年为42.3%，1927-1930年为28.7%。(16)尽管在开埠后该地区矿产原料的出口和机械、石油进口急剧增加，导致了棉制品在贸易中所占的价值比重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所缩小，但随着更多的关内移民涌入东北地区，所输入棉制品的总价值却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攀升。1908年东北地区进口棉制品的总价值为1520万海关两，到了1927年则达到了7583万海关两。(17)可以说，移民对于外部市场棉制品的需求始终是有增无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