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万里茶道述论

作 者:
张舒 

作者简介:
张舒,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黄河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邮箱:zhangzm929@qq.com(太原 030032)。

原文出处:
中国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清代兴起的一条从中国内地到欧洲腹地的万里国际茶叶商道。这条茶道以山西商人为主,其兴起伴随着广阔的市场需求、雄厚的资本和高额利润。入清后,随着中俄《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中俄通商由恰克图边境贸易,逐渐发展到深入俄境。在中俄贸易活动中,山西商人以市场为主导,实施产购运销一条龙,以质量为前提打造商品品牌,金融机构票号与经营机构茶庄相结合,商业竞争中重视地方习俗以取得先机、以人力股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将万里茶道的贸易推向繁荣。但是随着清朝国运衰落和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经营活动中挤压华商,万里茶道最终走向了衰落。尽管如此,清代万里茶道在连接欧亚大陆人文交流、推动中俄蒙经济发展和促进城镇兴起的历史,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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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20年代,以山西商人为主力军开辟了一条由中国内地通往欧洲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历时近200年,是继丝绸之路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道。万里茶道在中国境内,经库伦(乌兰巴托)到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从恰克图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到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使这条茶道长达13000余公里。张正明曾发表《清代的茶叶之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第3版)一文,对这条茶叶商道有了初步探讨。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并指出:“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①是年9月10日中蒙俄市长峰会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召开,签署《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2019年3月15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认为加快“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中蒙俄的文化交往、商贸往来和共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②以上是“万里茶道”概念正式形成的经过。

      关于这条商道,早期研究中有不少代表性成果。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记录了18、19世纪中俄边境贸易统计数据及相关资料,而且追溯了18世纪恰克图贸易状况。③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则是对19世纪恰克图中俄边境贸易有比较全面的论述。④P.卡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记述了山西商人与俄商在唐努乌梁海(清为蒙古地方,今为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展开商业竞争,俄商败北的历史过程。⑤何秋涛《俄罗斯互市始末》⑥、松筠《绥服纪略》⑦和陈箓《蒙事随笔》(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外,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一文对17世纪末俄派遣使臣进行商队贸易及恰克图贸易进行了探讨。⑧

      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俄边境贸易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研究进入兴盛时期,形成不少论著、论文和回忆录。⑨这些论著多侧重中俄在蒙、疆、东北及恰克图的陆路边境贸易研究,尚未对清代的万里茶道进行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论述。基于此,本文将对万里茶道的历史渊源、形成条件、路线及发展、经营方式、衰落原因以及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

      一、清代万里茶道兴起的历史机缘

      (一)历史渊源

      在19世纪以前,万里茶道的商品贸易大体以中国的布交换俄国的毛皮为大宗,双方交易额不是很大。19世纪30年代始,中方出口以茶为大宗,交易额大增。当然,与丝绸之路一样,除茶叶之外,仍有大量的其他商品都在贸易范围之中。因此,万里茶道的商品贸易,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内在渊源。

      山西商人在长城沿线甚至越过长城北上和西去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商代“晋西北等地发现的玉器则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风格”。⑩春秋后期,晋国魏绛提出“和戎政策”,主张“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11)秦汉时山西朔州是“西北一大扼塞”,(12)既是秦汉北部边防重镇,也是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商业贸易的关口。汉初,长城脚下山西商人与匈奴商贸往来十分频繁,时有官、私之别。官营由朝廷指定官员以丝绸等物与匈奴交换马、驼、皮毛等物。私营须经官府批准,颁发“符传”(即凭证)后,方可与匈奴人贸易。据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有山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13)从汉代起,大量的考古文物表明,有经蒙古草原通向中亚和漠北的两条商道:东起辽东,经燕山、阴山北麓,西奔戈壁、阿尔泰山,走天山北麓到中亚;或经漠北高原、西伯利亚,到欧洲,有人称此为“草原丝绸之路”。(14)

      三国时,“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15)北魏鲜卑拓跋部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对游牧民族和外国人商贸实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北齐太原娄睿墓中的壁画,绘有胡商形象。其商队为首者,深目高鼻,似商队领袖,其身后是一牵骆驼胡人,另外数人也是胡人衣着,显然是一支来山西经商的胡人商队。在太原出土的北朝和隋唐墓葬中,有许多粟特人骑骆驼俑、突厥人骑马俑、胡人伎乐俑。据《旧唐书》载,高祖“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16)贾胡堡可能是因胡人在此居住和营商而得名。在经济文化交流中,粟特人曾将葡萄栽培技术传入山西,所以《唐国史补》将唐代太原葡萄酒——“河东酒”列为当时的名酒、贡酒。蒲州(今山西永济)是唐代的河中府,位于长安、洛阳两京间,皇帝、官员、文人、商人常常往返其间,是十分繁华之地。永济黄河边的大铁牛、铁人是当时架桥用物,其中一铁人着侧翻领服装,形似胡人。唐代并州(今山西太原)向北,经忻州、代州、朔州、云州可通向突厥、回纥诸部。山西闻喜人裴伷先在边境贸易,“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17)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枢密使范延光奏称:“今西北诸道(笔者注:山陕甘一带)贩马者往来如市。”(18)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封建割据消除,为商贸活动的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了能够通商,与契丹、西夏族议定在沿边一带设立榷场,作为互市场所。据《宋史》载,“张永德,字抱一,并州阳曲人”,“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19)元代统一全国,结束了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除农牧产业外,时驿制完备。商路扩展,除长城沿线漠南北外,更远及中国南方,往西逾西域,达中亚乃至欧洲。马可波罗记载:太原府“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20)在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曾为元代旧都),“东外侧卖谷物,南门外卖牛、车。谷物和牛、车都是中国运来的”,有学者认为:“这些货物多是山西商人运来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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