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基于相应的经济理论，还是从日常观察所见，通常我们会看到发达的经济体在贸易收支上往往处于一种逆差或是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的状态。宏观经济理论指出：一国的净出口取决于本国收入、外国收入和汇率三个因素，其中本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导致进口支出增加和贸易收支的恶化(多恩布什、费希尔和斯塔兹，2000)。在实践中，当今世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西欧国家往往也处于持续的贸易逆差之中，或是贸易差额的持续恶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彭信威(2015)认为：两汉时期黄金数量减少的最重要原因是贸易入超所导致的黄金外流；漆侠(2009)亦指出：该原因是两宋300年中铜钱在海外贸易中所出现的持续外流现象。 然而，明清时代的中国却处于一种明显与此相悖的情形：一方面明清帝国被认为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长期处于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①；另一方面，明清时代中国却处于持续并且显著的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海外白银的持续大量流入。这种情形不仅与上面所说的经济理论和现实经验相悖，就连明清时代的持续海外白银流入现象也与此前汉唐宋等朝代里中国持续的货币外流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状况产生出一系列问题： 如何解释明清时代的持续贸易顺差现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巨量海外白银流入？ 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是否背离了普遍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路径？ 1.对流行解释的探讨 一个流行的解释是，(明清)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缺乏进口需求，而同时却面对着针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从而导致了中国持续数百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相应的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乾隆皇帝给对马戛尔尼使团上谕中的一段文字就鲜明地表明了这种观点：“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斯当东，2016)。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清代君主对于中外贸易关系中的这种自得，即：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商品有着迫切的需求；而中国社会对于外国的商品则没有多大兴趣。学者们则将上述现象进一步将庞大的海外需求归结于中国产品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优势，以及在丝绸和瓷器等商品出口中的主导地位，并认为海外白银的流入是为了补偿日本和西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在对华贸易中的贸易差额所致(樊树志，2005；弗兰克，2005)。 上述解释虽然在逻辑上自洽，但其中国社会对外国商品缺乏兴趣的假设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以丝绸之路为依托，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不仅起步早，而且还非常繁荣。自两汉到宋元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不仅贸易规模日益扩大，贸易商品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对于域外商品的广泛兴趣。薛爱华(2016)指出，“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北方的马、皮革制品、裘皮、武器；南方的象牙、珍贵木材、药材和香料；西方的纺织品、宝石、工业用的矿石以及舞女等均是唐朝人渴望得到的外国商品。漆侠(2009)统计宋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种类超过410种，大致可以分为物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药品、工艺品和奢侈品五类；而中国对外出口的物品中除了丝绸、瓷器等物品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合法的金银器以及大量的铜钱走私外流。万志英(2018)认为：南宋在对外贸易中是用本国所生产的丝绸和陶瓷等商品换取本国所缺乏的商品，如东南亚的香料、象牙、珊瑚、朱砂、香木以及辣椒，日本的木材、硫黄、黄金，以及13世纪晚期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万明(2007)研究了南宋宝庆《四明志》、元至正《四明续志》和明《皇明永乐志》中关于外国输入物品的记录，统计出南宋和元代的外来市舶物品分别有163种和223种，而明永乐年间仅仅是贡市的日本物品就达到了248种。可见在明清以前的汉唐宋元一千多年的时期中，中国社会始终表现出对域外商品的浓厚兴趣和强劲需求，这种趋势也一直延续到明代初期。 相较于中国市场对于海外商品需求的种类，更为重要的还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外贸易的进出口规模，以及与之相应的金银和铜钱跨境流向。相较于明代中叶到晚清时期持续的外贸顺差和海外白银流入，传统中国在自两汉至宋元的长时段中却往往是表现出持续的外贸逆差和铜钱、金银流出。黄金作为西汉时期的一种重要支付手段，既体现在帝王大量的黄金赏赐中，也被用于各种对政府的支付上，包括赎罪金和诸侯进奉的酎金。而到了东汉时帝王赏赐黄金的现象就严重缩水。彭信威(2015)在分析两汉时期黄金流通数量减少原因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贸易入超导致的黄金外流。尽管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措施，两宋政府仍长期面临着大量铜钱流失到北方辽、金政权和海外国家的局面(乔幼梅，1982；漆侠，2009)。蒙元时期蒙古贵族将在中国北方所搜括的大量白银委托给名为“斡脱”的商人群体，用于从西亚购买所需的奢侈品(爱宕松男和李治安，1983；万志英，2018)。传统中国在上述历史时期中出现的持续大量金银和铜钱外流表明：中国市场对于外国商品的需求不仅规模巨大，并且在明清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经常是高于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水平。 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而言，如何理解海外流入白银的性质，也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按照前述乾隆的逻辑，我们原本并不需要海外商品，但考虑到海外国家对于中国商品的巨大迫切需求，因此加以“恩恤”，允许继续开展双边贸易。在这种“恩恤”型贸易模式下，中国获得的要么是海外国家的朝拜服务，或者是其使节进贡的价值有限的物品，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中国一方给予对方的却是其迫切需要的大量中国物品。所谓的“恩恤”恰恰体现在中国接受这种贸易利益非对等性时给予贸易伙伴的经济恩惠。这种特点在明清时期的朝贡贸易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庄国土(2005)指出：在明代的朝贡制度中，明廷通过“厚往薄来”的贵赐交换贡品，让“朝贡国”获得暴利，换取“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虚荣。陈文(2011)则指出：明朝在朝贡体制下将金银、钞币、丝织品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朝贡国，换来了府库中大量囤积的苏木和胡椒等贡品。在这种“恩恤”贸易模式下，中国一方所获得的物品经济价值有限，但明清政府为此所耗费的财政支出却远高于所获物品的经济价值。 如果乾隆的话语是针对明清时期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而言，则其表述无疑还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然而如果将这种理解进一步延伸到整个对外贸易活动，并且将流入的海外白银也看作是体现“恩恤”的特殊物品，类似于前述的胡椒、苏木，则势必会产生重大的理解偏差，也会严重地影响到政府对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导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