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5-0099-15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1.09.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隋福民，吴天彪·为什么历史上经营式农业不发展：以无锡为案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99-113.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1.09.001. Citation Format:SUI Fumin,WU Tianbiao.Why did management agriculture not develop in history:An analysis of Wuxi as a case[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1(5):99-113.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1.09.001. 在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定位及其发展形态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主题。而且，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农业生产率低，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口要不断转移到工业等非农产业上，然后，农业生产经营走向规模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式的农场。荷兰、英国、美国以及后来的法国、德国差不多都是走的这样的道路。尤其是那些人少地多的新大陆国家，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以至于人们不再反思是不是有另外的路径。比如日本，尽管今天他们也在追求规模经济，但历史上很长时段他们都是小农户在生产和经营。作为人地比例相似的东亚国家，中国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思考。本文从历史的视野以无锡为例观察近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面临的困境，从而思索今天中国乡村的发展道路。 在近代中国，农地租佃和雇工经营一直是农业经济体系中的“主角”，在二者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产生了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小农场这两种形态。在学术视野中，我们曾习惯于把经营式农场定位成“先进”，为“资本主义萌芽”；而家庭小农场则是导致农村经济“内卷化”的罪魁祸首[1]。家庭小农场的存在意味着中国还处于封建时代，在近代外国侵略的全球化背景下，小农户沦为无力抗争且日益贫困化的群体，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他们经受了多重剥削和压榨，小农户无力翻身，只得拼命适应，中国经济没有“质”的变化[2-3]。而资本主义农场意味着中国本来可以具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潜能，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这是进步和发展的表现。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家庭小农场向资本主义经营式农场转变也符合其发展逻辑。比如，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基于英国圈地运动和农业革命的历史，得出了市场化和商品化会造成小农经济发生质变的结论。斯密认为自由的市场竞争以及“理性人”对于财富最大化的追求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4]。而马克思根据是否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将小农农业和非小农农业作了区分，认为市场化、商品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者和出卖劳动的无产者之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5]。然而，近代中国并没有自我演化出类似于西方的发展图景让学人喟叹和唏嘘不已。 学术界也有另外的声音。当代小农经济理论的两大主要学派(以A·V·恰亚诺夫和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都认为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中小农经济可能会持续。恰亚诺夫认为，小农户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企业，它依靠自身的劳动进行农业生产，主要目的是满足家庭消费，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6]。但是，由于其“自我剥削”的性质以及其适应市场的灵活形式，小农场的命运不时被历史所荡涤。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则强烈呼吁小农与资本主义企业同样具有“经济理性”，并且效率很高，不要把经济发展过程中小农户的主体地位剥离出去[7]。考察中国近代农业农村，与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观点不同，马若孟则乐观地认为小农户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大潮中，并不是慌乱和无所适从的，相反，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抓住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就业机会，及时地改变家庭经济面貌，从而让国家经济有所“质”变[8]。Buck[9]和Brandt[10]、Rawski[11]等人也持同样的积极观点。 中国家庭小农场或者说小农户在近代的表现如何，甚至我们还试图向前追溯到明清甚至更前，看看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经营为什么无力与家庭小农场竞争，我们也想借此展示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甚或是中华农业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它对于今天工业化世界的启示和意义。我们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的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基于对这些数据和材料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文本的分析，最后给出结论。 一、关于数据资料的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第一、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总共进行了4次，分别在1929-1930年、1958年、1987年和1998年。1958年第二次调查时不仅调查了1957年情况，而且对前边的30-40年代的个别时点数据也进行了追溯，因此可供分析近代中国农村经济之用。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1929-1930年进行的，无锡首先调查，1929年调查了22个自然村。组织者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组组长陈翰笙。陈翰笙德国柏林大学博士毕业，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他组织这次调查的目的是探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什么选择无锡和保定，因为在陈翰笙看来，无锡和保定这两个地方具有代表性，无锡民族工商业发达，没有军阀割据，也不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能够比较客观地观察农户在全球化中的表现和应对，从而可以探求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以及中国是否已达至了马季亚尔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次调查是1958年进行的。调查的组织者是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孙冶方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二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由于调查难度以及经费原因，第二次只调查了无锡11个村。第一、二次的调查都是普查，第二次调查还对第一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核实和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