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对朱光潜意象美学观的批评，至今未受到学术界的全面关注，而这却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乃至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桩公案。可靠的文献证明，钱锺书关于意象美学的看法，首先是在批评朱光潜《无言之美》《诗论》《文艺心理学》等早期著作的过程中提出的，敏泽记述钱锺书谈意象问题的论文未能点明这一点[1]。范旭仑对钱锺书与朱光潜两人日常交往和学术思想关联有过简述[2]，是为数不多涉及这一论题的文章。何开四曾注意到20世纪40年代与钱锺书几乎同时讨论诗画关系的是朱光潜《诗论》[3]，但未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学术互动。李洪岩对朱光潜作为《文学杂志》主编编发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后文简称“《特点》”)一文的过程有过记述[4]，但忽略了钱锺书此文乃针对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而发的事实。宛小平认为朱、钱二位先生因治学理念和学术趣味相近，故“俩人在论题的选择中也多有雷同之处”[5]，是对钱锺书学术思想形成与朱光潜意象美学之间关系的误判。而据吴泰昌记述，在1981-1983年间，朱光潜多次高度评价了钱锺书《特点》《谈艺录》对意象问题的分析及其学术史价值[6]。因此，重揭这一公案，探寻钱锺书与朱光潜二人学术思想的复杂关系，将钱锺书对意象问题的看法条呈清晰，认识其美学思想之形成过程，对于界定钱锺书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 本意说：“无言之美”的适用限度 钱锺书对朱光潜意象美学观的批评长达50余年，贯穿了其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创作于1924年的《无言之美》一文，是朱光潜建构意象美学观的第一篇系统的纲领性文章。此文也是目前所知朱光潜最早在审美意义上使用意象概念的论文[7]。朱光潜所谓“无言之美”，是指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常说的诗歌(艺术)“意在言外”或“意余于象”时所产生的美感。针对朱光潜将无言之美无限扩大并最终可能消解美或美感本身的问题，钱锺书提出了“本意”说，对意象生成美感的限度问题进行了界定。 《无言之美》一文篇幅虽短，但涵盖内容很广。它首先申明作者的基本观点：美感是由语言之先的意象生成，而美感又非语言(艺术技巧)所能完全表达，故而形成“意在言外”的审美效果，这就是“无言之美”。而且，并非文学如此，一切艺术作品都有此特点。除诗歌外，朱光潜举出音乐、戏剧、雕刻和绘画等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朱光潜说：“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美尽善，才能引起美感。”[8]正是言意之间的不对等、不匹配关系，使文艺作品具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这种美感需要主体静心体悟才能感知。朱光潜举出白居易的《琵琶行》、德林瓦特和王尔德的戏剧、拉奥孔雕塑等例，说明无言之美普遍存在于各种艺术类型中。朱光潜将无言之美作为超越意志和现实矛盾的手段，主体以超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在意象世界中寻找安慰。 钱锺书认为朱光潜使用了太多现代西方美学的新名词、新概念但内容没有新意，且论证逻辑不够严谨。1929年3月，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并附有《无言之美》一文。钱锺书阅读后创作了散文《灵感》，文章说一位“有名望的作家”把“中学生的程度和见识作为作品的标准”，“他的全部作品可以标题为：‘给不大不小的读者’；或者：‘给一切青年的若干封匿名欠资信’”[9]，其中“有名望的作家”暗指朱光潜。钱锺书发表于《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6期的《冷屋随笔之二》，说当时不懂文学而进行文学批评者“特别起劲”地批评文学，“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10]，说这些批评家“会怒喊，会狂呼，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11]。这是钱锺书对朱光潜论著使用概念言说诗境论述方式的批评。 除上述印象式批评，钱锺书《管锥编·老子王弼注》第14则“大音希声”条，则从理论层面对朱光潜的观点进行了集中修正和完善。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纠驳朱光潜作”[12]，有其道理。朱光潜论证音乐可以使人“精神上就有一种沉默渊穆和平愉快的景象”时，引述了白居易《琵琶行》和济慈《希腊花瓶歌》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被钱锺书使用了，但钱锺书的重新阐述更为学理化。朱光潜说《琵琶行》中“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形容音乐上无言之美的滋味”13]，但并未对此细致分析。钱锺书指出，“聆乐时每有听于无声之境”[14]，马融《长笛赋》摹写甚详：“寂之于音，或为先声，或为遗响，当声之无，有声之用。是以有绝响或阒响之静(empty silences)，亦有蕴响或酝响之静(peopled silences)。静故曰‘希声’，虽‘希声’而蕴响酝响，是谓‘大音’。乐止响息之时太久，则静之与声若长别远暌，疏阔遗忘，不复相关交接。《琵琶行》‘此时’二字最宜着眼，上文亦曰‘声暂歇’，正谓声与声之间隔必暂而非永，方能蓄孕‘大音’也。”[5]钱锺书指出，音乐意象造成幽远的意境，首先需要满足声与声有间隔但又不能间隔太久的条件，声音与声音之间的间歇只是为主体当下的情感想象提供空间，否则声与声之间便不能形成连续性，由此可以见出白居易诗句中“此时”和“声暂歇”用语之精当，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显然，与朱光潜的论述相比，钱锺书对白居易诗句的分析更为深刻、准确。可以说朱光潜指出白居易诗句存在无言之美，而钱锺书则指出此无言之美何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正可弥补他所谓朱光潜论述“没有分析”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