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笔者参与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自然美学通史”，这就促使我们从古今贯通的角度来审视当代自然美学，进而考察其与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的关系。众所周知，自然美一直是美学的难题，甚至是衡量一种美学理论水准的试金石。自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美学通常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关于艺术的理论著作(包括艺术哲学、艺术美学①、艺术理论等)可谓层出不穷；相形之下，关于自然的美学著作却不多见，理论成就也不尽如人意。随着环境美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包括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修复生态学、发展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等在内的不同学术领域，都不约而同地反思艺术哲学这种美学范式的各种理论欠缺，对于自然美特别是自然审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自然美学论著蔚为大观，初步扭转了艺术美学独霸美学界的学术局面。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代自然美学在取得了丰硕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学术论争甚至造成了较大理论混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辨析自然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而要回答这个理论难题，就必须从学理上剖析自然美学在当代发生的转型及其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在西方自然美学通史的宏观视野中，梳理当代西方自然美学的演进逻辑，进而消除不必要的理论分歧，澄清因理论要点不明而造成的混乱，是将自然美学及其相关领域研究推向深入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将现代自然美学与当代自然美学贯通起来进行宏观考察，这不仅因为当代自然美学在其构建过程中曾经较多地反思和批判了现代自然美学的理论缺陷，而且因为只有通过纵向的长时段考察，当代自然美学的特性及其理论贡献才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认为，从现代自然美学发展到当代自然美学，对于自然的伦理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否将自然作为自然本身来尊重成为衡量自然审美是否适当、是否严肃甚至是否正确的标准，这可以称为自然美学的伦理化与自然化。随着全球自然保护运动风起云涌，人们的自然观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不再是现代美学意义上那种与审美主体相对的对象(或曰客体)，而是转变为让欣赏者身处其中的环境，对于自然的审美模式也由现代美学中的对象模式和风景模式(合称艺术模式)转化为自然环境模式，这可以称为自然美学的环境化。更为深层的变化则是对于现代机械论自然观的批判反思和彻底摒弃，在借鉴生态学知识和原理的基础上，将自然理解为生命共同体或生态系统，将人类由自然的主宰者转变为生命共同体的普通成员，将自然中的负面现象转化为充满生态魅力的神奇事件，将不可见的生态功能转化为可以被感知的感性形态，这可以称为自然美学的生态化。由于自然化与伦理化、环境化密切相关，环境美学家们在讨论伦理化与环境化的过程中通常都会涉及自然化，所以，本文重点论述伦理化、环境化与生态化三个方面，借此辨析自然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区别。 一、伦理化：现代自然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及其伦理批判 自然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不同时代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潜在地决定着相应的自然美学。我们在研究自然美学的时候，应该具备这样的哲学意识并将之作为思考的背景。 18世纪既是美学学科诞生的世纪，也是自然美学正式出现的时期。当时的美学家在探讨艺术如何再现自然的同时，也试图将自然作为与艺术相对的审美体验对象来讨论，美学界出现了描述自然审美价值的三个范畴：优美，崇高和如画。康德对于自然优于艺术的论述将18世纪自然美学推向高峰，并影响了华兹华斯等人的浪漫主义自然美思想和19世纪的“自然崇拜”思想。环境美学在讨论其历史谱系的时候，通常都会追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然美学。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美学家们的学术兴趣都不在历史，而在理论，他们梳理自然美学史的目的是发掘现代自然美学的理论缺陷，进而有针对性地探讨与之不同的新型自然美学，即自然环境美学。根据他们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现代自然美学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四化”：对象化、风景化、艺术化和人化。对象化指将自然视为与人相对的自然对象来进行审美欣赏，它背后隐含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风景化指将自然欣赏为一系列二维的风景画，它背后隐含的观念为自然是娱人的优美风景资源；艺术化指将自然作为艺术来欣赏，或者带着艺术的眼光来欣赏自然；艺术不是自然事物而是人造物，所以艺术化背后还隐含着自然的人化。上述“四化”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和一致性，所隐含的都是现代主—客二元对立哲学观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美或自然审美，不一定能够成为环保主义的根据，反而有意无意地充当了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帮凶，故而受到了自然环境美学的强烈批判，由此成为自然美学伦理化的契机。 对于环境危机做出强烈学术回应的首推环境伦理学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自然美问题，重视审美价值在环境保护中的突出作用。比如，考利科特明确指出： 我们之所以留出一些自然区域作为自然的国家公园，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被认为是美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保护和资源管理的舞台上，自然美学的确一直比环境伦理学重要得多。我们的保护和管理决策一直都是被审美价值而不是伦理价值、被美而不是责任所推动的。② 这段话的用意是分析环境保护的根据和动机，指出了自然美、审美价值和自然美学对于环境伦理学的重要性。与之相应，环境美学家则指出环境关怀的重要性，与考利科特的论述相映成趣。比如，环境美学的代表人物伯林特就曾明确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