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21)03-0001-12 一 生活空间和创作空间 若是按照传统的观念和公开的闺训，中国古代女性的生活空间很受限制。但是，实际生活和理论教条之间，往往有着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当然不是从明清才开始出现的。至少在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就有逐渐开阔的趋势。铁爱花在《随亲宦游：一种宋代女性行旅活动的制度与实践考察》一文中，探讨了宋代对于女性随亲宦游在制度上发生的变化，同时指出，“从生活实践层面来看，在宋代，女性随亲宦游的行旅活动十分常见”，主要类别则有随父亲、随夫、随子三种。[1]高彦颐在其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认为，明清之际的江南闺阁女子虽然在名义上遵从着“三从四德”等观念，但她们对自己的生活空间有所经营，并没有完全被幽禁于家庭之中，而是有着陪同父亲、丈夫甚至是儿子赴任或出游的机会，因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和男性共同的社交圈，从而进入公众领域①。事实上，从宋到清，这一趋势一直在延续。明清女性生活空间的扩大，使得她们能够开阔胸襟，增长见闻，也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②。相应的，在她们相关的文学书写中，风土景物、民情物态、历史畅想、故乡情怀、亲情友情等，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从而构成一个较之以往更为鲜活的文学世界。 生活空间与创作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时期，人们常常探讨女子的诗歌创作怎样才能做出成就。如果说，顾若璞曾通过其孙媳钱凤纶的经历有这样的总结，“性固不可不强，学亦不可少”[2](P741)，表现出天分之不可全恃，严辰则更具体地从三个方面指出，闺秀若想“生以诗名，没以诗传”，必须是“天授诗学”“人结诗缘”“地历诗境”[3](P786-787)，也就是说，既要有天分，又要有机遇，同时还要开阔境界，而这个开阔境界，即所谓“地历”，也就是刘勰所提出的“江山之助”③[4](P322)。这一点，在清代不断被批评家所强调。 潘汝炯谈女儿潘素心的创作时曾这样说：“论诗者以为，所经城郭、江山、风俗，皆有益于其诗。”[5](P2582)那些讨论潘素心诗歌的人提出有三个要素(即“城郭、江山、风俗”)提升了其创作成就，而这都是和潘素心自幼即随潘汝炯宦游分不开的。对于这一层意思，冒俊在《重刊自然好学斋诗钞后序》中说：“论诗于闺阁中，才綦难矣。无良师益友之取资，无名山大川之涉历，见闻所限，才气易孱……”[6](P889)骆绮兰《听秋轩闺中同人集诗序》也说：“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何也?身在深闺，见闻绝少，既无朋友讲习以瀹其性灵，又无山川登览以发其才藻。”[7](P695)这两位批评家，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提出了“见闻”对女性创作的重要性，而这个“见闻”，既包括师友之间的讲论，也包括山川的陶冶。所以，袁克家为其姊袁镜蓉《月蕖轩诗草》作序，谈到姊姊的创作成就，就有这样的总结：“归会稽吴梅梁少司空，随任宦游，一至楚，再至蜀。道经数万里，奔走二十年。凡名山大川，以及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人情喜怒哀乐之变态，无不蕴于中而发于诗。”[8](P904)严辰为其妹严永华的集子作序时，谈到其妹的成就，也这样说：“大凡女子，闲置深闺，老死牖下，不知乾端坤倪是何景象。即终身把卷吟哦，只如候虫之鸣，不知有穴外事。若吾妹生长滇黔，随父兄宦辙所至，于滇之三地，黔之上下游，跋涉几遍。搜奇抉险，悉发于诗。……迨于归后，随轺四出，东则曾经沧海，北则亲睹皇居，西则远及炎荒，南则溯洄天堑。出处廿四年，往还数万里。到处双旌揽胜，双管留题，以巾帼而获江山之助。”[9](P787)“巾帼而获江山之助”和包兰瑛所说的“山川雄壮助诗情”[10](P1505)是一个道理，这就把刘勰的话，赋予了符合后世情境的转换，是从一个特定层面对女性诗歌创作的思考，也是把女性的诗歌创作活动与士大夫的传统联系到了一起。 不妨看看骆绮兰的《四十感怀》： 人生百年间，世事若朝露。 修短尽在天，穷通总随遇。 况受女子身，尺寸谨跬步。 苦乐由他人，己复何所与。 我今已四十，元发欲化素。 自念髫龄时，偏解爱词赋。 上窥秦汉文，下读唐宋句。 穷年徒矻矻，颇似一韦布。 远游虽莫遂，吴越适几度。 泛月西子湖，探梅邓尉路。 情随山水遥，疾中烟霞痼。[11](P632) 这首诗中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她特别道出了自己酷爱读书的特点；第二，她特别指出自己受女性身份的约束，无法酣畅地到处漫游的遗憾。这两个方面，正好是古代读书人对自己的期许：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骆绮兰是镇江人，她表示自己虽然无法远游，但能够几度往还于吴越之间，也是人生的快意之处。在这样的山川行旅之中，她的感情得到熏陶和延展，她对山水的喜好，就像唐代的田游岩一样。“烟霞痼”，出自《旧唐书》对田游岩的记载：“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12](P5117)骆绮兰的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缩影，让我们看到清代不少女诗人对于行旅的心态。而骆氏的这种描述，在归懋仪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印证。归氏出嫁后，曾随夫宦游，席炜称赞她“陶冶山川归大雅”[13](P698)，康恺总结其创作：“闺中欲怪诗情远，随宦年来游览多。”[14](P786)都认为和山川陶冶分不开。她的创作和一般闺阁之作有明显区别，很大程度上是多年随宦、到处游览的缘故。 二 行旅之险与人生之难 行旅途中，固然有着快乐的时日，如章婉仪的《月夜扬帆过峡江舟次联句》记载了他们夫妇和女儿、女婿之间在峡江行船的经验和感受，一门联吟，堪称韵事。但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何况，正如刘若愚所总结的：“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是悲叹流浪和怀乡。对于西洋读者，这可能显得太伤感，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国的广大，从前交通的困难，在主要城市中高度文明的生活和远乡僻壤的恶劣环境之间的尖锐对照，以及在传统中国，社会家庭的重要性与其对祖先的家根深蒂固的爱。进而，由于是个农耕的民族且住惯陆地，中国人大体上是缺少流浪癖的。”[15](P89)而且，以从宦而言，既然为宦之地并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则宦游的道路也无法自己选择。因此，途中就不一定都是岁月静好，一帆风顺。这时，诗人们往往能够深刻感受到大自然的另一个方面，从而在作品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如席佩兰《上太行》：“闻说人间险，人人畏太行。千寻穷鸟道，九曲入羊肠。况以深闺质，偏冲十月霜。登高非孝子，轻易别家乡。”[16](P443)鸟道有千寻之高，山路弯曲蜿蜒，行走不便，所以一般人都畏惧行走太行，更不要说深闺之质，本就不耐江湖风波。于是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对于道途的困苦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仿佛是和这首诗相呼应，陈蕴莲《兰山放歌》写道：“长空苍苍野茫茫，两旁乱石如牛羊。车声辚辚石上过，电掣雷轰半空堕。时防脱辐愁须臾，局促已仆辕下驹。马瘏仆痡色沮丧，百步九折向空上。忽然一跃如飞梭，转瞬已下千丈坡。又如忽挟王良策，人马去天不盈尺。又如亚夫将军降自天，仰视千仞心茫然。此时未免心如捣，此际咸愁不自保。平生辛苦我深尝，此险真如上太行。”[17](P446)兰山是蒙山的分支，《临沂县志》：“兰山，城南八十里，旧兰山县所由名也。六峰耸峙，极北一峰东面有石甚白，望之如半月。”[18](P71)若从实际情况看，兰山并不高，海拔只有130多米，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么险，大约诗人是将从天津一路行来所经历的艰难，浓缩在这里了，所以自注也说：“过此出山。”也就是对过往山行的一个总结。诗写得生动传神，跳荡飞扬，颇有几分苏轼的风格。末句与太行作比，则正应了席佩兰那句“人人畏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