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与“作者”：两种文本生成观念的形成

　　“文”从何而来?它是自然的造物，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为个人私有，还是社会的公共财富?它由作者制造，还是由读者生成?这些关于文本生成机制的“元问题”在东西方学术史上已经争论了数千年，随着19世纪以来各种新思潮的迭兴，相关理论更令人目眩。中国拥有悠久的诗文批评传统，20世纪以来则参与到世界文学研究的整体进程中，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接口”，在以中国文学传统回应现代学术思潮的同时，又能揭示中国文学与文本文化的独特价值，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者持续努力的方向。围绕早期中国文本的生成机制、传播形态、经典化等问题，中外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相关歧见也日益引发关注。在这一同时涉及理论与文献、西方与中国、古典与现代的研究领域内，概念的界定与辨析、理论框架之于研究个案的适用性是两个重要的立足点。因此，要对上述问题做一阶段性清理，一方面需要借助学术史梳理，厘清相关研究的源流变化，由此充分理解当下相关研究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则应回归早期中国文献的自身传统，充分把握两周、秦汉知识人在讨论文本生成、传播等问题时采用的概念体系和言说方式，如此方有助于廓清中国古代文本生成观念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并为文本研究这一世界性论题提供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个案。

　　一、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文本的生成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三点至为关键，即主体、动力机制与语言机制。主体即文本的实现者；动力机制指触发主体实现文本的动力；而实现文本的具体方式则是其语言机制。关于早期文本生成机制的整体研究虽然出现较晚，但有关上述因素的具体探讨则广见于各文体、文类的起源研究中。梳理20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大致可追溯至以下四个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章学诚、阮元等对传统著述观念的反思。传统文章学以“文”导源于“六经”，视后者为圣人立言载道之盛事。至唐宋派、桐城派继起，辞章之学蔚为大观。章学诚不满于这种矜尚文辞之风，乃提出“六经皆史”，①强调宫廷这一公共机构在早期书写中的核心地位，以私家著述为“周衰文弊”的产物。不久，阮元又提倡“文言说”，②以口传韵语为“千古文章之祖”，从源头上对桐城古文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龚自珍、章太炎等对此均有论述；③刘师培统摄诗、史二体与言、文两端，提出“谣谚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主文字于竹帛；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④与实斋盛赞官师之学不同，刘氏认为史官垄断学术，赋予私家著述打破专制的正面意义。⑤其后，胡适系统批判了章太炎“诸子出于王官”说，罗根泽、余嘉锡则先后证成“战国前无私家著述”说；⑥可见，诸子著述固不可一一溯及王官，但史、祝等宫廷职官在文章修辞、结构、体式等方面的开拓之功亦不容湮没。随着甲金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学界对商周宫廷书写文化的认识愈加丰富，相关论题至今仍为学者所关注。⑦

　　第二个传统源自20世纪初欧洲“纯文学”观念的引进。在浪漫主义思潮中，艺术被视为个体内在情感的“表现”，近代的文学观念由此产生，文学的起源问题也再次引发关注。深具抒情色彩的歌谣被视为诗歌之源，学者围绕其形成机制、表现形态等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⑧这些论述随着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译介影响到中国，刘半农等掀起“歌谣运动”，陈凡、郭绍虞等则致力于从理论上重建中国文学的起源叙事。⑨口头先于书写、韵文先于散文、民间先于宫廷、抒情先于记事、群体创作先于个人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在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中，朱光潜等建立起古希腊诗学重“再现”、中国文学重“表现”的认识框架。⑩至于这一表现传统如何从“原始诗歌”发展而来，其所表现者是“道”“志”还是“情”，(11)则引发持久争议。新中国成立以后，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苏联学者关于文学起源的论述一度广为接受，群众不仅成为诗歌、神话等文体的创造者，也成为其文学价值的保证。(12)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诗歌的抒情性、个性价值得到正名，学者也开始基于中国诗史的自身传统重新探讨“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的关系问题。(13)

　　第三个传统与20世纪30年代帕里、洛德提出的“口头诗学”理论有关。受民歌研究的启发，帕里将荷马史诗纳入“口头传统”的视野中，认为歌手通过“主题”与“套语系统”的组合来创作史诗，而程式化水平则是验证某一文本是否具有口头性的基本指征。这套理论被应用于不同语言的史诗、叙事诗研究中，傅汉思通过对《孔雀东南飞》中“套语”频次的考察验证了这一理论在长篇佚名乐府叙事诗研究中的有效性，王靖献则将其引入《诗经》这一早期抒情诗的研究中。(14)70年代后期，鲍曼以“表演”(performance)、“语料库”(repertoire)、“模式”(pattern)等概念为核心发展了“口头诗学”理论，强调“表演中的创作”(composition in performance)，(15)并将其应用于“故事、史诗、民歌、仪式性的礼拜、政治演讲术”等更为广泛的文体研究中。这种“表演”理论影响巨大，在陆威仪关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宇文所安关于早期古典诗歌生成的研究、鲍则岳关于早期中国文献“合成性”(composite nature)的论述、柯马丁、毕善德关于《诗经》的研究中，“表演”“语料库”等均成为高频词。早期中国文献被理解为基于各种仪式性场合而形成的表演性文本，具有流动性和复合性，其制作主体由个体性“作者”变为群体性的“表演者”，而长期在阐释中居于核心的“作者意图”也让位于对仪式功能与话语机制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