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冲击和影响。从清末开始，西学在中国成为显学，并经“新学”的过渡而渐成普适性的世界学术。西来的分科模式，也以现代学术之名而成为正统。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是这一时段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一个主要特征。其间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是过去以天下(实即人类社会)为对象的学问，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族性的论述①。 与这些数千年未有的巨变相随，出现了一些超越普通新旧区分的微妙现象。一方面，尽管学应分科逐步成为共见，像王国维这样写出一流严谨之作而为趋新学界所赞赏的学人，却未必自认是个专业史家，而仍以通儒自期②。另一方面，有些文化立场偏于保守的学者，却表现出一种以防守为主的“创新”，即特意表明中国向有所谓“四部之学”，以因应那些认为中国学问不曾分科、因而不是“科学”的指责。 “四部之学”这一名相看似重申，其实更多是创立，且潜存着新学术的一些基本准则。盖经、史、子、集四部本图书分类③，其与学术分类虽有密切关联，却并非一事。此前仅闻经学、史学之称，诸子学的说法出现已晚，定名更晚；而所谓“集学”，几乎前无所闻，后亦少见④。更重要的是，若学为四部，而经学居其一，则经学与其他三学的关系，便大致已是平等的。连表面的尊经都略过不提，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故“四部”看似保守，实则已趋新到激进的程度了。 且由于西学分科模式已成正统，我们也久已习惯，视之为现代学术。今日若弃西学科目而言中学，还真难与人对话。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说：“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⑤只要能守住“义理”，不妨“从众”以探讨后出的现代问题。辨析学问的“通”与“分”，大致就是一个现代问题⑥。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需要置于中国文化体系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以具备“了解之同情”⑦；另一方面，借鉴外来的现代学术思路以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常可得到意外的收获。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是否分科以及中国学问曾在多大程度上分而洽之，尽管带有以西学范畴来观察中学的意味，却也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传统侧重学为人，是一种宏阔的学以致用思路。至于技术层面的学以致用，则不强调也不反对。由于后一类致用不能不趋向于专门，故也一直存在进行区分的尝试。唯基调是通而后可分，且即使分也相互仍通，是谓“会通”。下面分别申论之。 一、通的传统 从根本上言，中国学问不主张截然分类。当然，不强调分类并不意味着特定学问的治学者没有一定的“独立意识”，有时还有较强的表现。但在几千年的长时段中，这样的意识和表现不是常态。正因为如此，读书人使用的学名，相对宽松随意，命名的标准或依据也较多样化：有时以研治对象为学名，如经学、史学，以及后来出现的诸子学(诸子本身当然很早，但被视为一种专门研治之学则甚晚)；有时以内容为学名，如理学；又常以时代为学名，如汉学、宋学等(也有类似蜀学等以区域命名者，但属于另一层面的意思，基本不是指学者的研究)。 马一浮曾指出： 古无科学、哲学之称，亦无经学、史学之目；近世以汉、宋分途，朱、陆异撰，用朝代姓氏为别，皆一孔之见。濂、洛、关、闽，只是地名；考据、词章，同为工具。八儒三墨，各自名家；入室操戈，互相胜绌。此庄生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学只是学，无假头上安头。⑧ 钱穆也认为： 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⑨ 他们所说，确实把握住了以前中国人对待学问的基本精神。治学而看重分门别类，是相当晚近的事。如马一浮所总结的：“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⑩有意思的是，马、钱二位的文化态度常被视为偏于守旧，从他们也使用文学、史学、宗教、哲学等名目，可知这是在西学分类已在中国确立后的一种反向回观。而“论学贵别”的新观念，也改变了一些未必趋新的学人对学术的看法。 在一般认知中属旧而不新的柳诒徵便于1923年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主张“论学必先正名”，而学术的“正确名词”当“就其学术性质”而定，故“汉学者非他，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以分为伦理学、心理学”。简言之，汉学和宋学两皆“不成为学术之名”(11)。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汉学、宋学自然不在其中。 而通常认为偏于守旧的王国维稍早曾说：“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吾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基于这样的特质，“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12)。 上面引述的四位学人都是文化态度偏于守旧的人，且除王国维可说是新学的标杆外，余人的治学取向也相对偏旧，而他们对学术分类的观念却是如此不同。这类超越普通新、旧区分的微妙现象，揭示出学术分类这一现代问题对当时读书人的冲击有多大。王国维的态度虽存褒贬，但大体看到了中西文化和学术的特色。而他进行上述褒贬的依据，正是“论学贵别”的新观念。后来这样的新观念日渐流行，很多人也就淡忘了中国学问“多主张会通”的一面。下面即略述中国过去“论学主通”的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