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1.05.006 1924年3月，在《时事新报》《评论之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爆发了一场关于“蒙古问题”(亦称“外蒙古问题”)的论争。①论争参与者囊括了中共、国民党、研究系、醒狮派及其他知识分子。各方在此问题上的歧义和斗争主要聚焦于“护蒙与弃蒙”问题，论争双方分别从护蒙与弃蒙、蒙人保蒙、民族自决的理由、意义及其利害等方面进行论辩。知识界在中俄交涉步入最后关头——“王加草案”签订标志北京政府默认苏俄控制蒙古——之际，在蒙古问题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论战交锋，全面、系统、直接地映射出五四以来知识界在苏俄政府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纷然杂陈的看法与态度。蒙古问题不仅渐由社会舆论之边缘视点而趋向知识界之中心视野，并成为知识界在思考苏俄对华政策时所关注的革命理念、现实外交和民族自决等理论交锋的领域之一。蒙古问题的论争虽仅持月余，且不像五四期间“对日交涉，国人奔走呼号还我青岛”之影响深远，但蒙古问题牵涉中俄建交，实为“中俄关系进展之梗”，同时又暴露出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问题与弊端，亦关系到“我国将来生死存亡之关键”的国际焦点问题。②目前学界关于蒙古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惟对1920年代中俄建交背景下的“民族自决”与蒙古问题的关联研究关注不足。③本文通过考察1924年蒙古问题论争的历史背景，发现苏俄政府在蒙古问题上暴露出革命宣传与外交现实的矛盾与冲突，由此影响到中国知识界对苏俄态度的分流；而在对论争的观点和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更加揭示出中俄交涉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国共知识分子，因蒙古问题牵涉在革命与国权、统一与自决、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等理论纷争的困扰中。同时，此种纷争亦投射出中国知识界在苏俄态度上分化的现实动因，以及对国家、民族和革命关系理论建构的某种理路。 一、苏俄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共产党基于“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的判断，④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认为，应把民族问题当作各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和“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⑤当作“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一部分”，且须注意民族要求要“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同时强调，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就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即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列宁指出，亚洲的民族“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⑥，要坚持民族有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检验压迫民族真正解放，民族压迫真正根除的标准。⑦但要注意，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而是要使他们彼此接近，“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联合才是最终的目的。⑧而针对中国问题，俄共认为，目前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革命。由此基本奠定了俄共对外革命方针和对中国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调，即“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最终“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⑨ 苏俄政府即在上述世界革命政策的指导下与中国展开适当形式的互动，并初步获得了国人的好感。特别至五四运动后，国内友俄情绪空前高涨，各界均呈现出对苏俄的信任与欢迎态度，并涌现出大量介绍、宣传、研究苏俄的刊物和团体。但好景不长，苏俄政府在与中国交涉过程中日渐趋向实际利益和政策效应，中国各界对苏俄政府的友好态度并未持续多久。而外蒙问题则显露出苏俄政府注重实际利益与政策效应的真实意图。外蒙横亘于中俄两国之间，东自中东铁路，西自东土耳其斯坦山地，北自南西伯利亚。对俄而言，外蒙是防御日本和中国的天然屏障和缓冲带，“夙为俄人所垂涎”⑩。17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就旨在对蒙古的政治和经济进行控制。(11)1915年，外蒙活佛在俄人援助下，与袁世凯政府订立中俄蒙三角条约，被迫承认外蒙是俄国的保护国。直至俄国革命爆发，外蒙趁其“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之际，终于1919年重回中国。(12)然而，因外蒙紧连俄界，苏俄政府担心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外蒙作为反俄基地，或明或暗地鼓动外蒙独立自治：先是借《和平法令》表明其态度，反对“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13)后又在《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中宣称，“蒙古现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有权在无任何监护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同其他一切民族交往”(14)。 此外，日本又乘俄国革命动乱之际，企图“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永远防止出现瓜分满洲和蒙古的竞争者”(15)，后又召开内阁会议，承认满蒙于日本国防和国民经济上的重要关系，并把对满蒙的基本政策定为“在满蒙扶植我国势力”(16)。由此，日本趁北京政府无暇顾及外蒙之际，暗中勾结外蒙王公喇嘛和旧俄恩琴部队，重新策动外蒙动乱，拟“在今布里雅特、内蒙、呼伦贝尔，及外蒙联合成一联邦大国。俟外蒙联入，再将唐怒，阿尔泰联合在内”(17)。如果这个殖民计划实现，将会直接威胁苏俄远东。 为应对日本策动的外蒙动乱，苏俄政府一方面决定出兵外蒙，摧毁日本企图建立的这条东起滨海州区域，西至蒙古地域的“黑色缓冲带”(18)。1921年3月、6月，苏俄政府接连两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外蒙要求，并致中国外交部，称拟派兵入蒙以驱赶“恩琴”，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另一方面，开始谋划外蒙自治。1921年6月，苏俄决定，蒙古战役后，立即着手建立民族政权，并保证政权是以与中国按联邦制方式建立自治为宗旨，而非苏维埃的。苏俄政府认为，强化苏蒙关系“是苏联远东政策最迫切和最有利的问题之一”(19)，友好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成立，将彻底粉碎日本建立的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从而有效保障边界安全。(20)待苏俄红军击溃恩琴白军后，便将建立蒙古政府问题提上日程，并将五个师的兵力分布在蒙古边境，以阻止中国进入外蒙。同时通过《消息报》向中国传达暂不撤军的信息。11月，苏俄政府又与蒙古自治政府签订了侵犯中国主权的《俄蒙修好条约》，(21)单方面承认了蒙古政府，以致中国各界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