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1)04-0149-11 黄逸峰事件起源于中共中央开展“三反”运动伊始，爆发于“三反”运动结束之际，对其党纪政纪的处理和党内外学习活动的开展，拉开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的序幕。黄逸峰事件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国内政治背景，不仅影响了黄的政治前途和个人命运，也与党的整党建政工作密切相关。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其深刻的必然性。目前，学界对于“三反”运动和“新三反”运动已有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个案研究颇富借鉴意义。①而对黄逸峰事件的关注主要侧重于黄的个人命运以及新闻媒体在其中的导向作用，以及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实际情形与最终结局等，②对其前因后果及与整党建政工作的关联，尚缺乏有价值的探讨。 一 一个大专学生写给《人民日报》的匿名信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③中共上海市委于8月4日制定《中共上海市委整风计划》，开展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到年底基本结束。1951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在整党开始时，“县、市以上党委首先应选择几个支部，进行整党的典型试验，以取得必要的经验并教育干部”。④ 另一方面，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在1951年底普遍展开，毛泽东在1952年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⑤“三反”运动在上海大体经历四个阶段：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月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在领导带头，层层检讨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普遍检查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现象；2月至3月为第二阶段，进入坦白检举的高潮；3月下旬至6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组织大规模的对证追赃和定案处理；6月至7月为第四阶段，主要是采取措施进行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⑥在开始阶段，工作重点放在党政机关和国营、公营工厂，随后进入高等学校。“黄逸峰事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署名“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揭发学校问题并批评校领导大肆铺张浪费。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我们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严重地存在着混乱现象：在分科方面，有一年制的交通运输管理科、土木工程科，有二年制的机械、土木二科和五年制的管理、土木、机械等科。我校的校址狭小，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习工场，缺少供实验的机器。但学校领导方面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二十亿元人民币建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并大事铺张浪费。由于学校行政领导的松懈，我校至今还没有订立爱国公约，有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使同学们听也听不懂。学校行政方面对学生的退学、转学事宜亦不加过问。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注意我校的混乱情形，将来在进行院系调整工作的时候，对我校加以适当的调整，或把我校全部归并入大学的工学院(我校离交通大学是很近的)。这样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教育经费，并且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专科教育。⑦ 校方看到这篇报道后，认为信中所言“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校长黄逸峰汇报。黄逸峰是一名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1927年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他率领工人纠察队率先攻下闸北区第五警察署，立下首功。“四一二”事变当天，他从国民党第26军2师司令部救出被扣押的周恩来，并亲自护送到江浙区委秘密机关，为此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接见和嘉许。⑧1941年，经陈毅等介绍，他奉命组建新四军“联抗”部队，担任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初，他担任国共和谈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通处少将副处长(该军衔主要出于军事调处双方对等的临时需要)。⑨1947年，上级鉴于其是党内少有的熟悉铁路业务的人才，调派他到东北铁路部门工作。1948年7月，他担任新组建的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工程局长，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为创建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技术兵种——铁道兵立下汗马功劳。⑩ 上海解放初期，黄逸峰担任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出任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运输部副部长，1950年3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党委书记。作为一名标准的专家型领导干部，他对于知识传承具有先天的热情，所以就任之初就创办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并兼任校长。其学者风范受到学校师生的广泛认可，据曾在该校就读的一名学生的日记记载：“黄部长讲话很有感染力，很有理论水平，看样像是个知识分子。”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两年多工作中，他做出显著成绩，有较高威信，当时中央交通部正考虑把他调去担任副部长的职务。(11)不巧此时《人民日报》的匿名信事件发生。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管辖，黄逸峰虽兼任校长，但本职工作繁忙，平时并不怎么处理学校具体事务。他得知匿名信之事后颇为气愤，指示追查投稿人。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青年团团委书记蒋震虹和教导处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印建强做了具体布置。1951年12月8日晚，学校召开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黄逸峰和交通部党组成员、公路局局长程飞白出席，他在会上除谈到学校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如政治思想教育不深入、政治辅导员联系群众不够，亟需改进，此外，对写匿名信者表示愤慨，认定是“破坏分子”，“这个学生真的要到交大，我们欢送”。各团支部书记按照校团委的布置，群起斥责写信人“破坏学校声誉”、“恶意诽谤学校”，要求追查写匿名信者，敦促其坦白检讨。此后的一个月里，学校党、政、工、团、学生会，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通过各种会议，运用各种形式统一认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