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根据地内成功地将自身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对根据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改造，但这种改造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一个极其复杂又漫长的过程。既有研究对这一改造过程的考察还比较有限。本文以晋东南根据地为例来说明这种改造的复杂过程。 一 抗战初期的实践 全面抗战初期，晋东南仍处于阎锡山的控制之下，乡村所实施的是编村制，但这并没有改变乡村剥削的事实，“编村村长都是由阎锡山政府直接训练并委派的拿薪金的脱产人员，其中有一些编村村长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们不仅同当地地主豪绅相勾结，敲诈勒索，横行乡里，而且还阻扰抗日政策法令的执行”。①据韩丁对潞城张庄村的描述，这个村村务由少数几户人家把持，“从村长到甲长，所有的官吏都是从本村里挑选的，而不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一项公职，有史以来就不曾进行过普遍的选举。某个地主同其他一些地主磋商以后，就可以当上村长”。②这些地主豪绅长期以来习惯于贪污勒索，经常推行不合理的粮款负担，将他们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晋东南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借助牺盟会发展各种群众组织，领导底层民众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逐步对乡村政权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主要是和反贪污等群众斗争结合进行的。晋东南的牺盟会组织把经过短期培训的村政协助员和牺盟会特派员派人乡村，这些人进入乡村后将区村政权的改造与反贪污、反摊派，以及实行合理负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由力量已经壮大的农会出面，在抗日县政府的支持下，从检查和清算区村粮款账目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公布清查结果，罢免贪污、中饱、受贿者，选举或任命新的区村领导。”③这种办法使大部分区村政权掌握在农民手中，对乡村政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如在长治县的鹿家庄村，据当时任该村牺盟会秘书的鹿保生回忆，1937年，该村牺盟会成立后很快成立了农救会。“农救会成立后，领导村民与伪公道团团长王胖狗、编村贪污村长秦云孩进行斗争。同秦面对面算账，将秦的贪污罪行告到县政府。然而顽固县长聂士庆和贪污村长秦云孩一鼻孔出气，非但不支持群众的正义行动，反而将领头告状的李金贵等人扣押起来。”在这种情形下，农救会在牺盟会的推动与指导下，发动农民到县政府门前请愿、示威，并将这一事件告到长治县牺盟会特派员和八路军工作团那里。经过他们的出面干预，县长最终释放了扣押的农民，并罢免了旧村长。在鹿家庄村农民运动的带动下，周边几个村的农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反贪污斗争，罢免了一批旧村长和村副。④ 在武乡的庙岭编村，牺盟会会员发动群众进行民选村长。该编村在1936年以前被国民党书记赵琦所掌控，群众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向县政府请愿，要求将他调走。县长顺应群众的意见将赵调走，又调来了另一个亲信。在这种情况下，该编村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在1938年进行了民选村长运动。“全编村二十七自然村、居民七千多参加选举，经选举结果，共产党员王肇祥得票一千多张，当选为庙岭编村的村长。”1938年9月后，“武乡县各编村都已改选村长，成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战特点的三三制政权。于是人民群众曾广泛流传一首歌谣：共产党好，国民党跑，牺盟会好，旧村长跑，抗日战争好。国民党军队跑，八路军、决死队打击日本鬼子，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真正好”。⑤到1939年底，全县都进行了村选，通过村选，“不少祖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而又积极抗日的长工、羊工和矿工，当选为村长”。⑥ 中共通过牺盟会和群众团体发动农民与长期压迫农民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截至1939年4月，晋东南地区的民选村长占二分之一以上。⑦就具体所属的三区、五区来说，“三区有四分之三的村长附经由村民大会民选产生，五区有三分之二经由民选产生”。⑧就太南六县来说，1939年7～12月，“民选之村长计有：长治十五人、高平七人、陵川六十人、壶关十人、平顺十一人、潞城八人。民选村副计有：长治六人、高平三十六人、陵川二百人、壶关四十八人、平顺二百余(完全民选)、潞城五人”。⑨这种“民选政权意味着传统的精英把持权力的格局被以一种非革命的方式打破，一向处在最底层而且居多数地位的穷人，在直接管理他们的权力机构中有了位置”。⑩ 虽然，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借助牺盟会等组织对晋东南根据地的乡村权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但这种改造可以说非常有限。 第一，就中共面对的外部环境而言，此时的晋东南仍然处于阎锡山的统治之下，中共只能在他允许的范围内改造村政权，冀豫晋省委在1937年11月指出：“在山西，我们党与八路军则应以统一战线的精神与独立自主的原则，来参加牺盟、战地动委会，自卫队，游击队等团体，经过它们进行关于一切抗日动员，改善民生、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合理负担、扩大救国运动、武装群众参战、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等工作。”(11)而阎锡山在农村的统治基础仍然是地主、土豪等士绅阶层，这些旧势力在农村中根深蒂固，不可能被轻易打倒，他们处处阻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 阎锡山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壮大，在全面抗战初期就向晋东南各县派遣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区工作团和政治突击队等反动组织。这些人“专门到根据地进行反共破坏活动，其目的是搞垮根据地，恢复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他们到各县以后，和一些顽固势力勾结起来，大肆造谣污蔑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为反共夺权制造舆论，还拉拢、培植一部分，准备为其所用”。(12)时任一二九师宣传部长的王新亭回忆，1937年底，他率领八路军工作团到长治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时，处处受到续济川、聂士庆等顽固势力的阻挠。(13)沁县县长史怀璧回忆，1938年夏，“阳城以孟光恒为首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和以石天麟为首的三青团骨干东奔西窜，暗中捣鬼，造谣惑众，挑拨离间，破坏合理负担。到九月十八日镇压汉奸樊次枫后，斗争更趋于明显。自十月起，国民党三十三军团李默庵部地方工作队与其地方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明目张胆地寻衅闹事，进行磨擦，矛头公开指向共产党、牺盟会和抗日政权”。(14)武乡县的沙坡村在选举合理负担委员会时屡次跟顽固分子发生争执，这些顽固分子企图把持选举，在选举前秘密收买村民，破坏选举。(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