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于20世纪前期社会思想的考察中，不难注意到思想界对于农村的逐渐重视；其流风所致，到30年代，开始出现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等社会思潮。在对于这些社会思潮的考察中，研究者多注意此时乡村崩溃的社会事实，却相对忽略了此前农民运动对于思想气候的影响。①事实上，作为一个冲击了社会经济诸多层面的社会运动，农民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界的影响尚未得到对等的重视。②检视20年代的报章杂志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农民运动有着密切关注，他们即使未必对农民运动的理论表示赞同，也不反对其对于农村状况的负面判断。部分有着“起而行”想法的读书人，更开始将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落实在了农村，学术风气也因之有所转移。③ 胡绳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一战”后反思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回响：一则倾向激进，主张社会主义；一则倾向保守，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向。按照这一思路，前者所影响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逐渐走向农民运动，而后者则不妨以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为代表。两者立意截然相反，却又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均将目光放在了农村，体现出这一时期思想界呈现的某种共相，值得进一步考察。 固然，中国社会以农立国的特征很早就为人注意，但在较长时期内，时人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上，更多地憧憬着城市化、工业化的一面。④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中，主要也是以文化类型的差别来区分、认识中国文化；与之对应，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多在于其消极救助“最大多数的国民”的意义。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在中共内部，农民运动逐渐具有了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对农民运动认识的深入就是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理解的深入。⑤而在更广泛的思想界，其对于农村的逐渐重视，同样关乎此时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理解。对于知识界而言，即使他们未必赞成中共的革命主张和理论，却因此逐渐关注到农民、农村与农村经济等问题。更有不少知识分子因此而注意到“农村破产”的现象，农村本身也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重要因素，体现出农民运动理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农民运动本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在既有历史叙述中，较多注意到的是其对于中共革命理论的探索。然而从现代思想界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来看，中共农民运动理论并非一种孤立的力量，而是在社会思潮中始终有所发声并能发挥作用的一方。其对于中国革命特殊性理解的深入，也与此时的思想界对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将这一理论放回此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以窥见农民运动造成的“荡激”效应，与因此产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⑥ 消极的“大多数”：中共成立初期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 五四运动前后，“新村运动”流行，使得不少新式读书人因此产生了“到乡村去”的念头，但在这些“新村”的憧憬与实践中，尚多充斥着对于乡村生活的浪漫想象。随着讨论与实践的深入，不少人开始意识到改革“恶浊的旧村”的重要性。以1921年沈定一、彭湃等人开展的早期农民运动为标志，知识分子关于“新村”的想象逐渐走向了真正的农村。⑦然而考察此时农民运动先行者的想法，多将农民运动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改造的一个部分，甚至不少早期的中共成员也倾向于认为，革命并不能在农村爆发，对农民的革命性颇有怀疑。这样的认识与此时思想界对于农业的认识有关。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理解，农业被认作社会发展中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就更广泛的思想界而言，“化农为工”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想，农民也因此被视作较为保守与消极的社会群体。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即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对于农民解放有充分重视。⑧后来青年党的党魁、当时准备赴法留学的李璜也提出，“我们中国既然是个农业国，平民里头自然是农民占大多数”，因此计划学习农学，“将来回国好与农民亲近”，实现社会改造。⑨谭平山则提醒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全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实际上改造社会，所谓根本上改造社会，和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那方面着手改造社会，岂不应该先向那现在的农村着手吗？”⑩相对于较为浪漫化的新村想象，这种对于农民解放、农村改造的关注，已经体现出较为务实的面相。三人不约而同强调农民群体作为国民中“大多数”这一特征，可以说，他们对于农民的关注主要在于其数量的巨大。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则对农民的革命性有着较为消极的看法，他提出，“农民习于私有制度，最初是不肯赞成社会革命的，要他们不来妨碍社会革命，放弃土地私有，就非用狄克推多制不可”(11)。萧山农民抗租风潮发生后，与国民党浙江党部关系颇密切的《民国日报》虽然表示了关注和同情，但又怀疑农民运动“能否继续下去”。更有读者来信表示：“农人在这半世纪以内，可谓无望。……其实工人方面如能普遍觉悟了解，为有力的运动，即使丢开农人，也不要紧。”对此，邵力子虽然感觉“未免太看轻劳农”，但他也只是强调“有志改造社会者在农人方面也应多多努力”，要积极到乡间去感化农人。(12)张国焘更认为，“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在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尚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知识阶级作为“革新势力的先锋”。(13)对于农民革命性的质疑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