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苏俄的归国干部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派遣留学生与中共建党大致同步展开，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外国语学社”，①为派员留苏做准备。次年10月，第一批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的中共留学生成立中国班，开启革命留学潮流。年底，中共依托中国班成立第一个海外支部——旅莫支部。它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双重领导，负责训练和教育党团员，是中共早期培养重要干部的基地。 旅莫支部成员是从各地选拔而来。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很少有地方组织集中了如此多样的革命者。他们入党经历各有不同，颇能代表20世纪20年代觉悟青年的选择。②已有研究呈现两个取向：一类研究强调时代背景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建党或入党；③另一类聚焦革命者本身，或认为其受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入党，④或认为精神世界的追求促使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⑤但从青年人的境遇出发，结合中共吸收成员机制，揭示革命者入党和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仍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藏“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1938)”、“中国共产党成员个人档案”、“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1930)”卷宗为主，参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资料，对旅莫支部成员入党和中共早期组织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尝试提出新的论见。 一、旅莫支部成员群像 为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于1920年9月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东方大学，为包括苏俄境内的东方民族培养革命干部。次年4月，东方大学正式筹建。5月至8月初，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外国语学社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分别抵达莫斯科。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这些人组成中国班，并建立“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⑥年底，中国班已有学生36人，⑦其中，罗亦农、刘少奇、吴芳等人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时，鉴于学生俄语水平不高，难以和校方及教员顺畅沟通，⑧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中央依托中国班成立旅莫支部。到1923年4月，旅莫支部的工作机制趋于稳定，党支部负责制定制度和宏观管理，团支部负责训练党团员，并一同受东方大学外国班党委会及其检查委员会较为松散的管理和指导，⑨直至1926年5月旅莫支部按组织要求解散。 作为最早且极为重要的中共留苏学生培养单位，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总人数并不多，1921-1928年前后共有400余名在籍学生。他们主要由中共中央从国内或旅欧支部分批选拔派遣。最初两年，中国班人数增长有限，1922年下半年仅有42人。⑩从1923年起，随着中共选派留学生力度加大，中国班人数迅速增长。1923年3月，旅欧支部第一次派往东方大学留学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12人抵达莫斯科。11月，旅欧支部选派的刘伯坚、李合林等10余人抵达莫斯科。(11)次年9月，该支部又派遣聂荣臻、李林、熊味根、穆清等27人赴莫。(12)这两年间，国内亦选派百余人赴莫，包括关向应、李求实、颜昌颐、武止戈等。(13)到1924年12月，中国班人数达到122人，(14)此后一直维持在百余人规模，占全校学生10%左右。(15) 1925年7月，旅欧支部派往莫斯科的霍家新、陈声煜等22人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另有朱德、邱少元、武兆镐等30人到莫斯科郊外的军事训练班等机构进行短期工作训练，党组织关系编入旅莫支部。(16)其中，朱德曾在中国班暑期学习两个月。(17)该年9月至次年1月，共有72人抵达莫斯科，国内主要有10月派来的涂作潮、侯玉兰等大约20人，(18)以及12月30日抵达的一批；(19)1926年1月由旅欧支部派往莫斯科留学的有邓小平、傅钟等20人。(20)此外，还有一些小批次的派遣。如旅欧支部1925年初派李富春、蔡畅等5人到莫斯科学习。是年夏，留法勤工俭学生赵毅敏(刘焜)在参加中共旅欧支部举行的工人运动，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后，旅欧支部临时安排他和另外3名中共党员赴东方大学留学。(21) 旅莫支部成员男女比例较为悬殊。1924年秋季前，中国班只有男性，之后才有5名女生入学。1925年秋季学期女生入学人数增多，达到9名，在中国班占比近10%。这些成员入校时的年龄亦有较大差别。生于1886年的陈启修是中国班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一，他在1924年夏抵莫时已有38岁。晚一年入学的朱德则为39岁。年龄较小者中，任弼时入学时仅有17岁，罗亦农不过19岁。旅莫支部成员入校时的个人情况也颇为多样。 首先，地域来源多元，以南方人居多。1920年11月上海外国语学社已有29—30人，均由南方的共产主义小组选派，其中湖南籍16人，浙江籍7—8人，安徽籍4人，江西、上海籍各1人。这与当时的留学取向有关，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倾向于留学欧美，尚未接受留苏学习革命。这导致最初旅苏的中国学生几乎都是南方人。作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生源基地的旅欧支部，主要成员是来自四川和湖南的青年，其余主要来自福建、安徽、贵州等南方省份。它派遣的留苏党团员同样以南方人为主，如1923年3月选拔的12人中，赵世炎、袁庆云、王凌汉是四川人，佘立亚和高风是湖南人，陈延年、陈乔年来自安徽，王若飞是贵州人，另有几人来自南方其他省份，仅有陈九鼎1人来自北方的河南省。从这年起，国内加大派员留苏的力度，北方人逐渐增多，但没有改变南方人为主的局面。1925年秋季学期入学的72人中，除刘月桂、傅汝霖2人籍贯难以查证外，其余70人遍布14个省份，比较多的省份有：四川(含重庆)籍15人，湖南籍10人，河北(含京、津)籍8人，安徽籍7人，湖北、浙江、江苏(含上海)籍各6人，其余来源省份均低于5人，包括台湾籍2人。不难看出，中国班的生源地逐步扩展，但北方人仍旧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