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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相关研究与理论主要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支撑，将其引入其他领域，需要根据不同学科研究范式进行调整。跨文化语境下，“领导力”概念的应用也需进行本土化调整。在中国的领导力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天然占据特殊地位。然而想要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还需要将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与“党的领导力”进行比较分析，从历史基础、资源禀赋与党的结构特点3个维度对“党的领导力”的来源进行梳理，锚定“党的领导力”的内涵。只有以规范的政治学学科范式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才能将领导力概念政治学化、将党的领导力概念规范化、将党的领导力研究实践化，真正使这一概念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而作为学术概念的“领导力”，则通常而言被认为来自西方学界。“领导力”这一概念从英文词源来看，与“领导”同为“Leadership”，然而两者之间并非单纯并列的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作为行为范畴的“领导”的实现天然需要作为能力范畴的“领导力”，“领导力”发挥效力的过程归属于领导行为的一部分或一环节；而将“领导”视为一种关系时，“领导力”是领导关系维系不可或缺的能力①。因而可以说，“领导力”是领导研究的重要部分。 在以往的英文文献中，领导力和领导均以“Leadership”概而称之，缺乏明显的区分标志，在中文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依据语境来进行区分。“领导”和“领导力”虽然同属于行为主义范式下的概念，但领导作为一种关系时，显然是偏静态的概念；而按照偏动态的行为方向来理解，动态的领导行为必然受到具体的领导力的调节。“领导力”虽可以概括为作为领导者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对客体的影响力，但其更多地在具体的行为中得到实现、增强或减弱，因而具有动态特征，可以用高、低等表示程度的词语进行刻画。据此，可以对“领导”和“领导力”做出相对明确的区分。 然而无论是作为领导还是作为领导力的“Leadership”一词，均非纯然的管理学概念，科特（Kotter）在20世纪90年代将“领导”与“管理”区分开来，这使对领导的研究进一步从管理学中剥离（约翰·科特，1998）；而领导力这一晚近出现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紧密关涉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工作情境和绩效，无疑更偏向组织行为学的范畴②。但是，作为组织行为学中“最模糊、最混沌”（大卫·V.戴等，2015）的理论，“领导力”处于一个“丛林”③中，本尼斯（Bennis）将其定义为“赋予组织以愿景，以及将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本尼斯，2016）；约翰·麦克斯韦尔（John C.Maxwell）则认为领导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约翰·麦克斯韦尔，2012）；科特（Kotter）作为领导力理论的集大成者，则将领导力直接等同于变革力（约翰·科特，1998）。然而，综合这些概念可以总结出，领导力是领导者（可以是个体、群体或组织）指向组织目标、愿景和变革的一种影响力④。 除了诸多对领导力内涵的定义，众多领导力理论构成了其庞大的外延。追溯“领导力”发展的历程，领导力理论可以以来源为依据，辅以历史发展线索进行划分。 显而易见，领导力的主体是作为领导者的个体、群体或组织，想要拥有对组织未来的影响力，领导者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共同构成这种领导力的来源，换言之，领导力取决于领导者的正式和非正式条件。正式条件主要指的是领导者的正式职位，职位天然赋予领导者领导地位与领导者行为的合理性，规定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与领导者施行领导力的情境，使领导者获得相应的信息资源与处理条件。在正式条件下，领导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领导行为、作风，行为是区分有效领导与无效领导的关键；领导者选取、利用情境因素，如领导—成员关系、职位权力、任务结构等，其不同组合带来不同的绩效结果，也展现了领导力的强弱程度。换言之，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主要基于正式条件，对领导力进行分析与刻画。非正式条件则相对简单，主要强调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特征，对应的理论则是领导特质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键是性格特质，强大的领导力也来源于此——外倾性、随和性、经验开放性、情绪稳定性与责任心，这意味着领导者应擅长社交、自信果断，善于合作并具有利他、信任等特性，长于创新，能抗重压，责任心强。领导者满足的特质越多，领导力也就越强。类似的还有对变革型领导与魅力型领导的区分、对伦理型领导的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