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類化與碑刻典故變體

      大量用典是碑刻文獻，尤其是碑碣墓誌的一個鮮明特點。出於悼念、頌贊等特殊的表達需要，碑誄、墓誌銘在行文上講求典雅凝練，在形式上講求和諧整飭，這些都爲典故詞語的滋生和使用創造了極佳條件。東漢以來的碑刻語料中，典故詞語數量繁多、典源複雜、變體多樣，具有重要的語言、歷史、文化研究價值。

      從來源的角度看，碑刻典故詞語大多出自對先前時代典籍語句的縮略或割截。同一個典故，受使用者、使用時代、使用文體、使用語境、表達需要等因素的制約，形成了若干個表層形式和內在意義存在關聯的典故變體①。這些變體在典面上的區别，大多體現爲擇字不同、字數多寡等方面。如“孟母三遷”這則典故，在碑刻中就存在“孟母三徙”“孟母徙宅”“孟母求鄰”“徙鄰”“擇鄰”“三遷”等十餘個變體形式。

      關於碑刻用典的情况，章紅梅、徐志學、毛遠明②等學者都作出了很好的調查研究。我們這裏要討論的對象主要是包含類化字的典故變體（以下簡稱“類化變體”）。所謂“類化”，通常指“文字受自身形體或者相鄰文字結構的影響，以及受使用環境中相關辭彙語義的沾染，在思維類推作用下，産生的非理性形體類推，增加或者改變其中一個字的構件或偏旁”③。經由類化途徑而産生的字叫作類化字。例如“葛覃”，典出《詩經·周南·葛覃》，多用於歌咏婦德。六朝碑刻常見作“葛蕈”者，如北魏正光四年《常季繁墓誌》（《北圖》4/136④）、北齊天統三年《吐谷渾静媚墓誌》（《漢魏校注》9/261）等，其中“覃”受前字影響而增“艸”符作“蕈”，使得該詞獲得了一個新的變體形式。這種變體形式不體現爲用典擇字的差異，而體現爲記録典故詞語的文字被相應的類化異體所代换，從而在詞形上與典故常體有别。典故的類化變體，在碑刻文獻中所見頗夥，且具有文字學上的討論意義，然而似乎尚未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試申述之。

      二、碑刻典故類化變體的類型

      碑刻典故類化變體類型豐富，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分類觀察。例如根據典故中包含的類化字數量，可分爲全典變體與單字變體兩類；根據類化促動因素的顯隱，可分爲顯性變體與隱性變體兩類；根據同一典故常體所具有的類化變體的數量，可分爲單形變體與多形變體兩類。

      （一）全典變體與單字變體

      全典變體指構成典故的所有字都發生類化的變體。最常見的情形是表名物的典故詞語受其所屬義類的影響而添加相應的表義構件。例如：

      【瓍】

      東魏武定元年（543）《王偃墓誌》：“如彼瓍，聲價遠聞；如彼鳴鶴，振響騰雲。”（《北圖》6/99）

      按：“瓍”，本作“隋（隨）侯”，即“隨侯珠”之省，其典源故事較早見載於東晉干寶《搜神記》卷二十《隋侯珠》：“隋縣溠水側，有斷蛇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堂。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六朝及其後的墓誌常用以贊美墓主賢才如玉，或又省作“隨（隋）珠”“蛇珠”等。北齊天保八年（557）《高叡修定國寺塔銘碑》：“幼秉蛇珠，崔臺擒□。”（《北圖》7/61）唐貞觀十年（636）《王玉兒墓誌》：“隋珠閒出，荆玉叢生。”（《唐彙編》頁43）“隋侯珠”因歸春秋戰國時期隋國君主隋侯所有而得名，又因屬玉器，故上揭《王偃墓誌》添加“王（玉）”符以示其類屬。

      北魏建義元年（528）《元略墓誌》：“鶺鴒懷感，喪亂未申，岐肆北海，君寓東岷。”（《北圖》5/101）

      按：“鶺鴒”，本作“脊令”，一種水鳥，又名雝渠。《詩經·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鄭玄箋：“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後因以“脊令”喻兄弟友愛，急難相顧。“脊令”屬鳥，故上揭墓誌添加“鳥”符以示其類屬。《康熙字典·鳥部》：“鶺鴒，本作脊令。”

      “冥靈”，神話中的樹木名。《莊子·逍遥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北魏正光五年（524）《元昭墓誌》作“榠欞”。（《北圖》4/160）

      “尾閭”，古代傳説中泄海水之處。《莊子·秋水》：“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虚。”北齊天保六年（555）《報德像碑》作“浘”。（《北圖》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