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御制五体清文鉴》绍介 《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清朝乾隆年间编写的一部多语种对照分类辞书①,包括五种文字(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正编32卷,分36部、292类、556则;补编4卷,分26类、71则。共收词条18671个。 (一)版本及编排体例 《御制五体清文鉴》清代未曾刊印。现存手抄本三部,原紫禁城景阳宫、重华宫和沈阳故宫各藏一部。现世具体流布情况已不甚确切,据金炳喆(1986)、春花(2014)的研究,景阳宫、雍和宫和大英博物馆应各藏一部。1957年10月民族出版社对该部辞书进行了影印出版。较之手抄本,影印本对正文未做改动,去原书名“御制”二字,改为《五体清文鉴》,分上中下三册,发行9000套。在以往研究中,学界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版本,大概与之内容完全一致有关。 《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在《御制四体清文鉴》基础上增设维吾尔语编纂而成的。从最初的单体清文鉴发展至多体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历时一百多年,在编排体例及词条收录上一脉相承,备采前书,承继编入。辞书以满文词语为首项,竖版,由上而下共有8栏。五种文字依次是: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藏文栏下附有两种满文注音,一种叫切音(用满文字母逐个转写藏文的字母),一种叫对音(用满文字母为该词标音)。维吾尔文栏下则附有“对音”。每页4个词条,从左到右列出。参见下页图1。 如下页图1所示,文鉴词条的收录与编排采用了“卷”“部”“类”“则”四级制。先是“卷”内设“部”,而后下位设“类”,类目下设多“则”,“则”内首字通常为基本词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常用词条的拓展,所扩展出的词条若干不等。例如,“卷一”中“天部”下设了“天文类”,该类含有“七则”,其中“第一则”的基本词汇是“天”,并围绕基本词汇扩展出“上天、苍天、清天”等词条。整部辞书的编排体例基本遵循了这一机制。
(二)词汇总貌及收词特点 《御制五体清文鉴》用汉语译出的词条有18145个,另有526个“同上”注文的,标示为“汉语同上、汉语亦同上、汉语同上连用”字样。称为“汉语词条”是从外部形式来看的,收录层级含字(语素)、词、词组,有些若加上标点便可成为句子。从词条的构成情况来看,既含有基本词汇,如“日、月、雨、手”等;也含一般词汇,如“春纱、大麦、乡贤、柿子壶”等,同时也收录了“的”字短语、儿化词语,以及满、蒙借词等。并且收录了大量汉语北方方言词汇,如“打袼褙、生耳底、蝲蝲蛄”等。 总体来看文鉴收词侧重对人和事物的描述,因此短语性的词条较为多见;同时重视对事物的分类,且分类尤为精细;特别重视场约性,同一个语义场内的词条之间具有关联性,并带有碎片化信息,组合起来或关涉事物的发展规律,或关涉某一行为的组织流程。因此,其词条收录具有重描述、重分类、重“场”的特点。 1.重描述 文鉴收录了大量的摹状性的词条,描人、描物、描状、描声等。成义方式主要是对事物或动作样态进行描述性的组合,形成的词条主要是各类型的短语,如主谓短语、定中短语等;有些加上标点就可以成句,如“发水后树木上挂的柴草”等,描述性的特点比较突出。 2.重分类 同类事物关注点的不同则可产生不同词义的词汇,根据侧重表达的义项而进行分类是词汇能产的一个途径。文鉴中对事物的分类俱全细致,基本是依据事物或种群特征(如毛色、岁龄)而进行的分类,如“马匹类”词条就有400多个(长山2010),如“儿马、二岁马、三岁马”等。特别是与动物有关的词条分属尤为精细,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 3.重“场” 处于同一语义场内的词汇具有语义上的相关性。文鉴中处于同一类目下的词条往往具有相关性,同时碎片化信息的特点凸显,将其整合后能够形成对某一特定场景或活动过程的概要性信息,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语义场。如“农工类”里的“萌芽、挑旗、开花、结子、熟、穗子下垂”等词条系统性地收录了农作物从耕种到秋收的生长过程。因此,文鉴词条的收录反映出了重“场”的特点。 综上概述,我们认为该部辞书忠实记录和保存了五个语种的词汇语料,是清前期重要的民族语和汉语词库资源。其词条的收录具有重描述、重分类、重“场”的特点,客观上保留和反映了清前期各语种间的语言接触样貌,为汉语北方方言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语料,具有重要的语言研究价值。 二、词汇古今变化 《御制五体清文鉴》汉语词条与现代汉语词汇相比,古今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词义转移的变化;第二,词义消亡的变化;第三,情感意义的变化;第四,词汇构形上的变化。这种古今变化主要是由词义发展带来的,且大量存在,具有普遍性。此外,构形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重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词义转移变化 文鉴中汉语词条同现代汉语相比,词义的古今变化差异较大,存在大量词义转移现象,即原词条的意义对象转移成为另一种对象。词义转移变化大多以名词为对象,其中有些词条有意义上的相关性,有些则没有明显的联系。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