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02/j.gmj.20210017 新闻与传播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在革命实践和社会建设的历史中产生的，在主要以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建设、社会组织、宣传动员中形成的，对新闻出版活动的系统认识和对政治实践原则的总结；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为代表的，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批判性研究，其中，对大众传播现象和规律的社会科学考察是其核心任务。本文主要从第二个范畴中抽离出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梳理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新闻与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是如何处理传播技术与传播秩序之间的关系的。这一传统在日常化的学术活动中，首先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现实规律的描述、分析与解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历史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原则、策略和理论。在这第二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两个不同范畴——政党实践和理论批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与当下现实中，形成了辩证统一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关系，使得批判理论与社会实践不再是空间割裂、理论与现实脱节。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媒介技术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全球史范畴下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在特定时空展开并反馈理论的过程。与通常的认识相反，批判理论并非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只有解构没有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从来都具有密切的辩证法意义上的相关性，只有在批判思维的引导下，才能产生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的改造社会的实践，才能推动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及其政策尝试。另一方面，当下中国许多基于新媒介技术的社会治理实践，对于全球数字化生存模式的发展也已经具有开创性的探索意义。因此，在梳理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的政治传统时，应该纳入技术政治的维度，本文将对此作初步探索。 一、主奴辩证法与人的解放问题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科学知识指导的技术进步占据了人类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国际交往等事务的核心地位。现代生活日益体现为全面工业化与理性化下规则性和可预测性不断增强，人的生命历程和个体成长越来越多地融入一个庞大的、具有内在统治逻辑的系统之中。随着大规模人造基础设施、机器系统的形成，随着由通信、传感器和数据收集工具所组成的智能化网络日益成为现实且无处不在，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中叶开始，就面临着人的自主性与技术系统的统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科学还保有浪漫主义和正面认可的态度，但是随着科学革命发展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对技术体系和工业化的社会后果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惑与质疑，技术体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冲击。这些都成为社会理论和思想必须迫切回应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人类关于科技哲学和社会的思考，开始全面超越启蒙运动以来集中于科学教育、理性启蒙、技术开发等方向的技术乐观主义，转向了对技术和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过度发达所导致的人类从主人地位重归奴役状态的警觉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则一直是站在前沿去分析、回应、批判、解决技术政治议题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 (一)技术批判理论的两种范式 现有的技术批判理论，可以大致分为自由保守主义联盟和马克思主义两个大的分支。在前一个分支中，技术或者被当作外在于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政治社会安排、只依靠内在科学规律和自然规律去运作以及发展的“自然状态”；或者外在于宗教与传统所规定的恒久不变的“自古以来”，既是对早期人文主义所推崇的“人作为世界主人”的颠覆与扭曲，也是对人类传统美德与神创秩序的堕落性破坏。在这一类批判中，技术和技术体系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因其自身不顾人类价值的内在因果逻辑，以及技术理性具有本质主义的、非历史的、与人类制度选择基本无关的特性，而成为现代性批判中一个巨大的、外在人类价值的对立面和征服者。赫胥黎、海德格尔、斯蒂格勒等代表性人物，都在其技术批判的文学与哲学著作中，将技术物理解为庞大僵化、冰冷理性、毫无生物特性的存在，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权力主导、决定主义以及二元零和的(赫胥黎，1932/2015；海德格尔，1954/2018；斯蒂格勒，1994/2019)。与此相对应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技术批判理论因其聚焦于工业资本主义历史内涵、内在逻辑、运作方式、内部矛盾、社会异化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技术社会功能的认识、剖析与解构，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其社会理论和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之中。技术作为人造物，服从于人类的设计与意图，而技术对人类的压制和统治，是阶级权力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安排的结果，而非技术的本质特征。因此，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在生产关系得到改造的条件下，可以释放出其进步的力量。科学与技术研究(STS)先驱、马克思主义科学家J.D.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有赖于科学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殷登祥，2004，p.7)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在其专著《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中指出，技术体系从设计到应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意图中实现的，不同的技术路线代表了不同的社会愿景和政治规划，因而一个以集体主义和公共服务为底色、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电视系统是可行的，而建立在消费文化与利润最大化基础之上的商业广播，既不是电视的本质，也不能垄断其未来(Williams，1990)。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STS社会建构论结合起来，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技术的发展并非只依赖于理性，还被社会所塑造，因此需要对技术在社会民主方面的政治议题展开详尽的思考。现代技术是由科技理性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它充满问题但可以通过深入技术系统内部的“技术批判”来加以改变，破解理性与文化之间的悖论与迷思(芬伯格，1995/2003)。而作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大国，新中国在成立后，就以“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等口号将科学技术放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位置。因此，与技术批判的自由保守主义联盟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技术恐惧、技术虚无主义、卢德主义和反智主义思潮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产生了不断进步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规划，规训与引导技术应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把技术政治内置于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安排与斗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