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1.03.006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这三个法宝中，“统一战线”名列第一。从中共诞生到执掌全国政权，其统一战线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为例，因为它“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②，从早期提出(实践)到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确立，经过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以1935年后的中共中央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抵达陕北后作出的统战政策调整；③另一方面则是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为中心，分析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④如若将视野上溯至九一八事变，即可发现，围绕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范围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存在一个从“分歧”到“共识”的变化过程。鉴于此，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至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为考察时段，探讨中共中央⑤、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对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变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进行再审视。 一、审时度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统战政策的逐步调整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迅速对以往的统战政策进行了调整，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强调必须以工农为联合对象，将统一战线的工作重心从国民党转移到工农群众，建立以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工农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以底层工农为主要对象，故而时常以“下层统一战线”称呼之。该统一战线的显著特征就是仅将底层工、农、兵视为统战对象，而将其中上层势力排除在外，即所谓“要兵不要官”。对国内的其他政治派别，例如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系、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等，则一概持反对态度。 这种下层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直接相关。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在联合下层民众的基础上，通过占领重要城市进而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的重要特征就是坚持下层统一战线。1929年10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将国民党从整体上定性为“中国革命的压迫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反对介入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斗争，且不得与反蒋势力签订任何协议、做出任何承诺和给予“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⑥同月，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亦通过了类似的决议。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对国民党内部其他政治派别的恶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事变之后。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无疑会直接威胁苏联的远东利益。事变发生后两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日本占领东北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决定在拉加罕搜集相关详细情报后，再做出外交行动。9月23日，斯大林在回复卡冈诺维奇与莫洛托夫的信中说：“询问日本人，让他们使我们了解事态，当然是应该的，但是也要询问中国人，哪怕是通过哈尔滨。”⑦此时他们尚未感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故仍然要求“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蒋介石进行谈判”⑧。针对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认为此次事件仅存在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和对苏联进行直接军事进攻的可能性，⑨而并未将其提高到威胁自身安全的高度来对待。 但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全境，且将重兵部署于中苏边境，苏俄方面明显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1932年8月16日，时任赤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局长的维经斯基致电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皮亚特尼茨基，称：“从日本人占领满洲时开始，对苏战争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大了”，中国东北将成为日本“对苏战争的桥头堡”。⑩1932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就东北抗日武装问题致电中共中央，在坚持下层统一战线同时，要求将力量“渗透到所有活动的队伍中去和[秘密社团]‘大刀会’组织中去，把游击队员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同时提出“建立民选国民政权”的主张。(11)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时的共产国际依然坚持在东北实施下层统一战线，但已不再提及苏维埃革命，而代之以“民选国民政权”。该观点在是年9月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上亦被重申。(12)可见，这是共产国际针对中国东北局势而做出的初步政策调整。然而，这种派人进入其他反日武装或团体中从事下层统战的工作方式，根本无法绕过其上层领导人，这就是为何不少共产党人进入这些队伍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后，不久必定会争取其上层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掀起了抗日浪潮，各路义勇军的英勇奋战，使苏俄方面感受到中国牵制日本的重要性。然而要壮大东北抗日队伍的力量，就必须联合其他游击队伍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开始对中国东北地区这种拘泥于下层的统战路线进行修正。但这种修正并非彻底摒弃下层统一战线，而是在承认下层统战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程度的上层联合。基于以上考虑，1932年12月11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举行会议，米夫在发言中正式提出在“上下层相结合”的统一战线问题，认为在东北等地“严重的问题是统一战线问题，是反帝斗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而且显然我们不得不对各种游击联队、对各种起义组织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上走得远一些，不仅可以从下层来这样做，而且也可以部分地从上层来这样做”。(13)这无疑是对中共下层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