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近代，系拜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赐。凌辱不时而来，刺激国人探究西方崛起的奥秘，希图借鉴。其观点之言人人殊，可以想见。梁启超另辟蹊径，探究了史学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相比之下，中国史学虽称繁盛悠久，但“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过去中国旧史学弊端重重，作史者，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而“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匹夫走卒社会基层之人的历史不彰，史家如“群蛆逐矢，争其甘苦”，实乃自欺欺人。史学者应当关注每个时代的现实，正在发生的历史，“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则非要等到鼎革发生，才能为史。各种摧残之下，中国旧史学百孔千疮，读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因而有创立“新史学”之必要。①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这一宏论，通常被视为“新史学”之嚆矢，虽然今天“新史学”之定义已非易事。②从梁启超的原文看，其对史学作为“爱国心之源泉”的期许，鲜明地揭示其所称“新史学”乃民族国家之史学；摆脱一家一姓史学之陈词滥调，唤起国民，关心国家民族之前途命运，是梁启超倡言“新史学”的根本目的，也与其在1902年前后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互为表里。 梁启超提出“新史学”30年后，为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调解中日纠纷，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以下或简称“国联”)1932年初成立调查团，由各大国抽调人手组成。美国派出代表麦考益将军(Major-General Frank Ross McCoy)，法国派出代表克劳德将军(Général de Division Henri Claudel)，德国派出代表希尼博士(Dr.Heinrich Schnee)，意大利派出代表马柯迪伯爵(Count Aldrovandi)，英国人李顿伯爵(Victor Lytton，The Earl of Lytton)担任调查团团长，故称李顿调查团(Lytton Commission)。 李顿调查团东亚之行过程中，中国各界通过各种途径，以信函、“快邮代电”、电报等方式向其递交呈文，除表达欢迎之外，表明对于事变、伪满洲国、中日矛盾和世界大势的看法，以及对国联的期待。呈文数量巨大，90年来深藏于瑞士日内瓦的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League of Nations and United Nations Archives)，不见天日。历史虽曾实际发生，而依赖史料的历史学界因此没有及时以梁启超所期待的“新史学”回应那个时代的历史——在民族国家危机面前，中国各界的爱国心被激发出来，在给李顿调查团的呈文中表达出来，影响了李顿调查团的结论和当时国际社会的判断。整理至今依然“发烫”的文本可以看出，李顿调查团东亚之行前后，中国经历了一次深刻、全面的爱国主义思想激荡过程，国家整合因此显现出与前不同的趋势。它甚至引领我们思考类似“局部抗战”“全面抗战”等耳熟能详的概念，是否真的适合用来划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 一、“在场”者的立场 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拉丁美洲革命以降，民族主义运动气势磅礴，塑造了近代世界基本政治图景。鸦片战争以后，持“天下观”的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渐形塑为民族国家。又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现代民族国家理念深入人心，“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在此期间在中国扎下根来，同时也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以及一整套与之相关的词汇……主要通过日语而进入中文。这些新的语言资源，包括词汇和叙述结构，把民族建构为历史的主体，改变了人们对于过去以及现在民族和世界的意义和看法”。③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中国人”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以此为基调向李顿调查团表达对于事变及其后果的看法，共时性地呈现了一种新的国家观和历史观，给调查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北各界在各自生活的空间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及其之后的局势演变，是广义上的“在场者”，但九一八当夜发生在柳条湖的爆炸事件并无中国人目睹，在当时只有调查团有条件到实地考察并询问当事人。东北各界给李顿调查团的呈文乃集中于两点：第一，“满洲国”建立并非东北民众自愿，而是由于日军的侵略和扶植；第二，东北是中国的，东北人是中国人。 以言“满洲国”性质。日军淫威之下，尽管多数人用了化名或匿名，但也有不少人实名呈文，指陈事实，勇气可嘉。小学生“笄及”致函李顿指出，日方“犹曰三千万民众欲建‘满州[洲]国’，其谁欺?欺调查团也!查‘满洲国’，尽是日人掌权，无一处不是日人造成，以灭高丽之手段灭我东三省”。④闫志峰说，日本“这次又建设了‘满洲国’，想要使东三省变成朝鲜‘一般’，我心[充]满了苦疼。因为我国内本不应当又为一国，日人的意思是要想错[借]‘满洲国’的名词[义]而吞东三省!我们都是很不赞成设这国的”。⑤李作云说，“‘满洲国’之成立对东省人民是否有益，我是东省的人民，我说‘满洲国’绝对没有对人民有益之一点。我受了‘满洲[国]’无限的压迫，因此我是一定要否认的”。⑥大连自甲午战争后久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当地的张良万等人致函调查团，表示不赞成“满洲国”，理由有六点：日本人行为举动不人道，不配做我们榜样；日本人用“毒法”陷害我们同胞；日本是一系相传的君主立宪国，人民不自由；日本压迫弱小民族；日本挑唆中国人做胡匪；日本人侮辱中国妇女。⑦ 东北民众注意到了日军扶植伪政权过程中汉奸的作用。“中国国民一份[分]子”提出，“日军在我东省非抢即夺，奸掳妇女、侵占民人房屋，在各处开设赌局，贩卖毒品，一切不和[合]国联条件，应当各国[予以]处治。东省成立‘新国家’，此乃日军之主持，再和我中国卖国贼联手，暗成此大‘满洲国’，民谅全球各国不能承认的罢[吧]”。⑧李寅公等14人特别向调查团介绍了“满洲国”要员的身世背景，以便调查团了解伪满洲国网罗人员之素质，他们说：“参议府议长”张景惠早年卖豆腐，“目不识丁，出身卑贱”，后为胡匪，“日本正利用此等混蛋人物”，签署各种卖国文件。又云：伪哈尔滨市市长鲍观澄的生母是日本人雇佣的女佣，“薄具姿色，为日本主人垂涎，久之，果得与之通奸”，鲍“实是日本人”。⑨迹近谩骂之词，恰恰是国人民族意识高涨之时批驳汉奸的常态，原非雅驯之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