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1)03-0074-19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决定迁都，转移到西南西北大后方坚持抵抗。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不但在战场上英勇抗击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经济领域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由于战争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巨大消耗，以及交通受阻、外援中断等原因，导致大后方物资短缺，物价暴涨。国民政府在募债、增税都无法解决赤字上升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予以舒缓，但这就更加刺激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在物资短缺、物价高涨的艰窘环境之下，国民政府既要保障前方军队的战备物资和粮食供应，同时也要维持后方军公教人员及普通市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必须对物价实施管制，这样才有可能将抗战坚持到底。 关于战时物价管制这一问题在当时就引起学术界的关心，并出版了众多论著予以讨论，①但后来很长时间对此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即使提及战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政策，也是持完全批判、彻底否定的态度，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有学者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最早的研究成果多出自西南地区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充分掌握资料特别是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所以具有突破性的发展；②近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开放及出版，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对战时的财政经济进行研究，譬如以蒋介石为中心，探讨其如何应对抗战时期的时局变化，将中国经济从常态转向战时转变过程中的路径、过程和绩效；③也有学者以多位高级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的日记为中心，探讨他们战时在大后方的生活状况，自然会涉及战时物价的管制政策。④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注意收集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珍藏的史料，并参阅近年来出版的各界人物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考察战时物价上涨的原因，分析国民政府如何因应局势的变化，对于管制物价采取过哪些不同的措施，特别注意的是战时各个时期制定的政策内容以及分管统制物价机构的演变，试图对其发生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予以全面的评价。 一 战时物价上升的原因与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华东和华南大片富庶的地区相继沦陷，长期以来中国财政赖以维生的关、盐、统三大税收大幅减少，而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消耗以及损失却日益增加，造成的后果就是物资供应急剧下降，而物价则以几何级数飞速上涨，成为大后方财政经济以及民众生存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 所谓物价即商品的价格，是以货币来表现一般商品的价值。物价关系国计民生，在战时物价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它涉及商品的交易与分配，生产与消费，不仅牵涉大后方公教人员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影响军队的给养与供应，关系到抗战能否坚持到底。造成物价上升的因素非常多，彼此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其中既有市场供求关系，也与货币发行与流通数量有关。战时支出急剧增加，尤其是军费开支可以说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同时战争的破坏极为严重，国土沦丧，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财政赤字与日俱增；物资供应日益短缺，而大后方人口剧增，与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商品供应跟不上人口的增加)亦急剧扩大，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发生严重背离。由于增税、募债不能解决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政府只能利用扩大货币发行的方式填补空虚的国库，而货币流通数量的大幅度上升，更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市场游资活跃，商品价格自然高涨。同时因货物短缺，供不应求，甚至驱动商人的投机经营与囤积居奇；而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又给那些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制造了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以致腐败横生，造成恶性循环，货物供应更为紧张。再有就是大后方各地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西南西北落后地区尤其如此，农产品的产量非常重要，关系到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国的交通运输原本就不发达，由于战争影响，交通运输更遭到严重破坏，阻碍商品的交流。除此之外，还应注意的是战时社会民众的心理变化，他们目睹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为了减少损失，纷纷储货待用。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上供求需要的矛盾。 简而言之，商品脱离价值规律及其作用，价值与价格的背离成为战时普遍现象，同时也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因此抗战爆发后物价上涨是必然的趋势。但应注意的是，在整个抗战期间，物价的上涨还是经历了由缓慢温和到飞速增长几个不同阶段。同时，物价的上涨在各个地区、各种商品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在各个时间段内也有所不同。总体来讲，前期物价温和上涨的时间较短，中期以后物价上涨迅猛，而且日趋激烈；到了抗战后期，物价更是疯狂上涨，通货膨胀极为严重。相对而言，内地的农村和边远地区物价上涨较为平缓，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物价上升幅度特别高昂。 全面抗战初期，物价虽开始不断上涨，但幅度还不是很大，基本还属稳定。虽然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华东、华南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后，江运、陆运受阻，但沿海口岸尚未全面封锁，外来物资还能内运；同时大后方农业丰收，粮食尚能供应军民所用。加上这一时期币值较为稳定，政府亦竭力维持外汇市场的安定，虽然物价总的趋势是上涨，但有些物资的价格偶尔也会出现下降。譬如全面抗战初期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奉命先撤退到长沙，后再到昆明，由于当地的生活水平较低，大学教授在战前又属于高薪阶层，因此感觉当地物价甚廉。北大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初到长沙，只用几元钱就买到郭嵩焘的真迹。⑤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初到昆明时，“诸人合食，每人每餐只须三四角耳”，且旧滇币仅值国币十分之一，新滇币亦仅值国币二分之一，“而滇夙通用旧滇币，故初来觉物价廉而食馔美也。”⑥当时有商人来谈联大教职员包饭，“早：粥、鸡蛋一，午、晚：米饭，二硬荤(此间土语谓全盘皆鱼肉也)，一岔荤(谓鱼肉与蔬菜合之也)，二素(谓蔬菜、豆腐之属)，二汤，月价国币十二元”。⑦虽说已比长沙时的价格要贵些，但与教授们每月数百元工资相比，还是相当便宜。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大后方物价便急剧上升，尤以昆明和重庆为最。1939年下半年，外汇市场发生变动，运输又困难，物资供应开始出现紧张的现象。加上中央党政机关、高等院校以及大批难民随政府内迁前往西南地区，后方人口急剧增加，而适逢四川等后方省份的农作物减产歉收，以致物资供不应求，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物价上涨的速度愈发明显。如果当时政府能够保证内运物资畅通，商品源源应市，市场价格尚能维持。但此时交通受阻，后方各大城市豪商依仗雄厚之资本，倾其全力争购外来货物，压迫国家支付外汇的负担，同时又隐匿物资，囤积居奇，黑市盛行；市场上物资紧缺，民众心理恐慌，亦跟着一起抢购物资。当时有所谓“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说法：生产商存料减产，坐等涨价，普通市民亦挪借资金，争购物资，导致社会游资愈多，囤积居奇则愈甚，生产供应的能力亦愈弱，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差别也就愈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以重庆为例，1940年年底与同年7月相比，物价竟上涨几达10倍。以大米为例，1940年二三月间，每斗米还只有四五元，五六月间上升到六七元，到了年底，每斗米竟然卖到50元，较年初上涨了十多倍，若与战前相比，更上升二十多倍。⑧说明这一阶段物价开始出现普遍上涨的态势，而且速度日益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