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20日，东京地方裁判所检事局出动警员逮捕了居住在神田的《大学评论》编辑信定泷太郎。21日，搜查位于本乡的东京帝国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宿舍，强行带走二年级学生早坂二郎。《大学评论》创刊于1917年1月1日，以“启发国民和文化批判”为宗旨，着眼于“大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①信定泷太郎还兼任以东京帝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为主结成的“新人会”机关刊物《德谟克拉西》的编辑。因此，检事局逮捕信定泷太郎可谓事出有因。但为何要逮捕尚为大学生的早坂二郎?次日《万朝报》道出了其中原委： 早坂于去年(1919)末，持吉博士介绍信，漫游支那(原文如此，以下同——引者注)，经上海、哈尔滨、浦盐，于4月回东京。滞留上海期间，参加支那学生运动，因在当地发表过激演讲，为陆军当局所监视。回国后，常常召集学生聚会，试图解读俄罗斯革命的过程、支那学生运动。偶然看到某报载，派往莫斯科某氏，在通信中报道了过激派的住所，并说过激派用以宣传的备忘录被涂掉了。早坂搞到被涂掉的原稿，上月下旬以此为底本制作了过激的印刷品，分发给寄宿生。同会(基督教青年会)理事、学生监督藤田逸男获知后没收并烧毁印刷品。此事为官宪所知，结果导致检事局出动。② 原来，早坂二郎曾到中国游历，从上海入境后，一路北上至哈尔滨，又转赴浦盐(海参崴)。在沪期间，他参加反日“学生运动”并发表亲苏俄革命的“过激演讲”；回日本后，印刷和散发介绍苏俄革命的小册子。如所周知，1919年5月4日发源于北京的“五四”学生抗议事件以燎原之势波及全国，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日本各大报刊连日跟踪报道，刊出大量评论，有的甚至诬蔑抗议学生为“学生义和团”。③在此背景下，一个连汉语都不会的日本大学生到上海参加反日游行，其动机何在?《万朝报》提到早坂二郎带了“吉博士”的介绍信。“吉博士”应为“吉野博士”之误，是时人对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的尊称，由此可知二人系师生关系。此外，《万朝报》还提供了另一条二人是高中校友的线索：“早坂二郎是以首席毕业于仙台高中的秀才，擅长文章和辩论。”④吉野作造也曾就学于此并以次席毕业。早坂二郎在进入“二高”前，曾就读于东北学院(初中)，该校是一所基督教中学。早坂二郎应为基督徒，故而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后得以入住基督教青年会宿舍，而该会理事长正是吉野作造。 早坂二郎抵沪后曾给吉野作造去过一信，并附上收集到的反日宣传品。吉野作造1920年1月17日日记中写道：“夜，出席基督教同志会演说会，为纪念之，在早坂君来信上贴(用红笔写的‘勿忘国耻，民国五年九日’印刷品)。”⑤如果早坂二郎参加了中国学生运动，时间当在新旧年交替之际。查1919-1920年之交的中日报章，上海的反日运动业已沉寂，只有围绕“福州事件”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抗议活动。⑥或许早坂二郎参加的是与“福州事件”有关的抗议活动，待考。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日本学生参加反日游行并发表“过激演讲”，竟然没有引起中日媒体关注。 所谓“五四”，既指具体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反日游行及其余波——本文称之为“五四事件”，亦泛指在前后出现的文化思潮、社会运动乃至政治革命——本文称之为“五四运动”。“五四”无论作为事件，抑或作为运动，其意义都不仅局限于中国，而是具有世界性的。讨论“五四”，不能忽视朝鲜的“三一运动”、日本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思潮、俄国的“十月革命”等，而将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探讨“五四事件”后日本知识界出现的新动向——与中国知识界“提携”(合作)的诉求，追寻吉野作造和新人会成员访问中国的足迹，揭示吉野作造提倡的中日青年“提携”的真实意图，呈现吉野作造与李大钊及“五四运动”的关系。⑦ 一、吉野作造的诉求 早坂二郎带着吉野作造的介绍信前来中国。要了解此行的前因后果，须确认吉野作造写信的意图以及他对“五四事件”的看法。 吉野作造(1878-1933)的名字是与“大正德谟克拉西”(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连在一起的。德谟克拉西(デモクラシー)系democracy的日语音译。除这一译名外，日本还使用民主主义、民本主义、平民主义、众民主义、民众主义、民政主义、主民主义、合众主义、民重主义、人本主义、民生主义、土民生活等译词，其中民本主义是音译之外最常用的译词。⑧“民本”典出中国，意为以民为本。在“君本”——天皇制国家的绝对权威下，该词不但规避了主权在民这一民主主义的本义，而且还给推崇者以维护“国体”之名批判“顽冥的元老和固陋的阀族”之根据。⑨吉野作造倡导的民本主义旨在提高天皇制下的行政效率、扩大普通选举等，与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诉求无涉。 “五四事件”发生后，日本倡言民本主义的媒体——无论是立场偏左的《东京朝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东洋经济新报》，还是立场稍右的《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以及《中央公论》《太阳》《日本及日本人》等杂志，均与政府持同样立场，批判中国的所谓“排日运动”。⑩《日本及日本人》刊载的稻垣伸太郎《支那排日风潮与我之对策》堪称罕见的例外。该文要求日本政府尽快缔结归还山东的协定，修订“二十一条”，放弃领事裁判权。稻垣甚至写道：“今日支那国民已非数年前支那国民，于冥顽固陋中有了些许进步，即使(其)误解了日本，也有必欲误解的根据；即使(其)故加曲解，日本也有被曲解的弱点或缺点。”(11)吉野作造不仅支持稻垣的观点，还对中国学生的行动表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