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驱动宣传:再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

作 者:

作者简介:
史泽源,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依托组织力量推动发展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度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挑战面前,中共中央依靠组织驱动,通过组织遴选、工作领导、多组织配合及业务培训等方式,迅速建设起既能够覆盖全国,又具有极强渗透力的宣传动员网络。宣传网的建设过程,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细腻的宣传管理技艺。此外,中国共产党在依托组织力量推动宣传工作的同时,组织本身也实现了更新升级。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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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1)04-0031-12

       [修回日期]2021-05-10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问题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1],但整体上看,研究进路主要局限于对宣传网建立、发展、运行与解体过程的具体论述。这些成果虽然已经勾勒出宣传网的大致轮廓,但却无力解答支撑起宣传网并推动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百万计的宣传大军,并依靠他们将宣传工作延伸至社会深处,逐渐掌握舆论主导权,根本上应归因于中共强大的组织能力,以及组织与宣传间的互助效应。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了组织工作同宣传工作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曾在1941年6月颇为形象地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2]实践中,中共也确实依靠组织工作推动了宣传工作的发展。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总结抗战以来的宣传工作时强调:“由于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宣传工作展开了广大的领域。”[3]事实上,以组织推动宣传较早便成为中共党内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然而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4]。基于此,本文试图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网建设为例,深入审视中共如何将组织优势嵌入至宣传工作之中,迅速建立起既能够覆盖全国又具有极强渗透力的宣传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宣传又给组织带来了哪些重大影响。

       一、谣言四起:宣传网建设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为了向群众开展宣传,引导社会舆论,重点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是通过建立党政宣传机关、出版报刊图书及兴办教育事业等方式,大幅扩充党的宣传力量。1949年初,毛泽东在给第二、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全军要通过整训,做到“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宣传工作,进而为“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做好准备[5]。解放军在接管城市乡村的过程中,严格遵照了上述指示。如陈云在总结接管沈阳的经验时提出:“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一进城就立即出报。”[6]彭真在领导北平接管改造的过程中也重点强调:“训练一批政治教员或宣传员。”[7]二是严厉打击反革命分子,收缴秘密电台,从源头上切断谣言。据1950年3月《人民日报》报道:“仅去年一年中我公安机关在上海、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济南、青岛、汉口、桂林、成都、太原、福州、迪化等大城市,破获蒋匪秘密电台达五十余部之多。”[8]经由上述工作,中共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宣传工作系统,并总体上维持了社会政治稳定。

       但当时全国宣传工作也存在缺陷。一是党政宣传机构有待健全,尤其缺乏专业宣传人才。直至1951年初,“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宣传部现在一般均只设宣传及教育二处”,“各省委及地委宣传部的干部大感缺乏。地委宣传部往往只有部长而无其他工作人员,西南及中南的有些地委且无宣传部长,县委宣传部更弱”[9]。二是党员干部中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现象。时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指出:“有不少党员干部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他们既不学习,也不宣传,错误的认为:‘不学习政治也可以工作’,‘不宣传也可以完成任务’”[10]。三是中共掌握的宣传教育资源十分有限(详见表1),且绝大多数出版单位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大行政区或省很少或几乎没有自己的出版力量”[11]。加上当时“全国文盲半文盲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12],报纸及图书等文字宣传品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也尤为微弱。在此之外,潜伏在各地的反革命势力,仍在伺机制造谣言,破坏新生政权。时任公安部部长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于1950年3月召开的北京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上指出:“我们的首都北京,已经解放两年多了,北京还有没有反革命呢?还有。反革命活动怎样呢?反革命分子仍然很猖獗,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政权,仍然常常受到反革命分子的骚扰和破坏。”[13]然而现实并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时间解决上述问题。突然而至的朝鲜战争,使中共在宣传工作上存在的不足被进一步放大。

       表1 1951年国家掌握的主要宣传教育资源[14]
数量占人口比例(每万人)
报纸79752份1.47
图书20000册0.37
在校小学生2892.4万人533.98
文化馆896个0.017

       有关朝鲜战争的消息传至国内后,群众顿时感受到焦虑和恐慌。在城市,工人“情绪低落,影响了生产工作”[15]。农村更是出现了地主“公开翻把”的现象[16]。而谣言快速滋生是搅乱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因。以《人民日报》为例,该报于1950年6月26日,首次播报了朝鲜战争的消息[17]。若以此为界,《人民日报》上半年共有85篇报道涉及国内谣言问题,而下半年涉谣的国内报道则跃升至158条。1950年10月,中宣部发给各地的指示中亦提到:“现时农村城市谣言均甚猖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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