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1)-04-0028-13 从1920年到1924年，是中共百年历程的早期阶段，也是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肇始。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但中共并非天然出身于工人阶级，特别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多出自五四青年一代，而五四运动之前学界与工界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此外，近代中国不同区域、劳动部门的工人在知识水平、待遇等方面差异颇大，工人与帮口、青洪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过程颇费周折。这既是使工人“养成阶级的自觉”即灌输阶级意识的过程，又是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过程。也就是说，早期中共必须与工人建立思想、组织两方面稳固的联系，这可以算作共产党人与工人建立联系的“中国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早期中共才能避免出现拉狄克所言“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①，即学院主义倾向，才有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迫切任务。 以往学界既有对某地工人阶级结构的个案研究，也有对中共领导的某些工运高潮的专论，还有对中共领导某地工运制度的探讨②。这些研究揭示了工人待遇与工人抗争、阶级意识与抗争行动本身的复杂关系，以安源为代表的早期革命运作模式、中共指导工人的特派员制度与中共革命传统的关联，以及从社会学、政治学、工业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分析上海工运等。但是，进一步厘清早期中共采用何种方式与工人建立联系，这些方式如何成为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一般方式，中共在工运遭遇挫折时如何调适等问题，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早期中共与工人建立联系的复杂过程。本文利用回忆录、报刊、档案等文献资料，尝试探讨早期中共如何接近工人、与工人建立联系的长辛店经验何以传播、二七惨案之后中共与工人的联系如何恢复与调适，希冀继续推进中共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工运史的研究。 一、早期中共“接近工人”的尝试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五四知识分子在对中国工人作了一定调查之后，初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基于此，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接近工人的初步尝试。他们采用多种手段、调动各种社会关系，以期打破工学界限；通过编辑工人刊物、开办补习学校、组织文体活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觉悟，希望与工人建立思想上的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开始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捧。苏俄“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的主张，更是“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一些先进分子遂将救亡图存的途径转向“效法苏俄”③。“五四”之后的学生界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认为学生不能独立救国，需要寻求与工人、农民、军人结盟；二是不仅要信仰主义，还要力行，其内容不仅是政治革命，更涉及激进的社会革命④。与之相关，中共如果想“效法苏俄”、实行社会革命，需要先对中国工人阶级开展调查。当时陈独秀亲自或委托朋友、《新青年》读者，“深入到上海、太原、南京、天津、唐山、长沙、芜湖、北京、香港、巴黎(华工)等地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阶级状况，内容包括工人人数、工作时间、工资、家庭生活、受资本家工头剥削欺压程度、工人来源、文化程度、帮会组织等”⑤。调查报告发表于1920年的《新青年》第7卷第6期、《劳动界》第8期至第18期以及《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等，体现了早期中共“寻找无产者”的初步尝试⑥。开展上述调查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没有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详细统计，因此各地共产党人几乎都进行了“寻找无产者”的探索，为寻找阶级基础提供现实依据和佐证。 早期中共“寻找无产者”是为了组织工人阶级，其必要步骤是接近工人。1920年，俞秀松在提交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渴望接近工农和研究他们的状况，于是他们离开大学，下到工厂，在那里建立基层鼓动组织。青年团认为要发展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组织性和自觉性，就必须向他们普及教育，于是，在中国工业区开办了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谈。”⑦包惠僧后来将其概括为：“如何使他们发生阶级的觉悟?那么，惟有劳工教育四字”，“劳工组合，要打破资本主义，就要阶级争斗，劳工必先有强固的团结”⑧。不过，早期中共与工人的联系远算不上“强固的团结”，他们“同工人阶级的联系，终归还是有限的”⑨。即便是这种有限的联系，对于早期中共而言也是颇费周折，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与工人“语言、习惯、服装、态度等等彼此相差很远……格格不入”⑩。 为破解上述难题，中共一方面通过改装易服、学习工人语言等技术手段突破，另一方面则借助师生、同乡、家庭等个人社会关系实现目标。例如，工人出身的徐梅坤为调查浙江省立贫民习艺工厂，不得不扮成乞丐，费时3个多月才把全体艺徒团结起来(11)；俞秀松为进入上海机器工厂，不得不“改名换服”，力图向工人灌输新知识(12)；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到长辛店采取各种办法接近工人，如在假日邀请工人来北京游园，或在长辛店、南口等地工厂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解释，与工人共同讨论“互感兴趣的问题”，“感情日见接近”(13)。语言也是很大的难题，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启汉、陈为人和袁达时三位湖南人，“经过学习、锻炼，能够听懂上海话，并且还能马马虎虎地说上几句”(14)，才融入上海工人之中；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往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都是南方人，与工人沟通时常发生误会、笑话，不得不组织编写《应用京话词汇》，供学习参照(15)。总之，早期中共只有“接近工人”，“对于工人心中的疑难问题耐心解释”，才能与工人建立起联系。 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早期中共则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其中毛泽东、李立三与安源工人接近的过程，具有一般代表性。1921年秋，毛泽东利用同乡关系联系上安源煤矿的毛紫云，后由其带领参观矿山、下矿井、进工棚、接触工人。回到长沙后，毛泽东请湖南劳工会的黄爱与安源工人建立通讯联系，黄爱则通过湖南劳工会交际部干事张理全，与安源的朱少连、李涤生、杨秋连、周镜泉等建立了通讯联系。12月，李立三携带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具的介绍信，以兴办平民教育的名义通过萍乡县政府批准，在朱少连、李涤生、周镜泉等协助下，在安源办起了平民小学。(16)由于安源工人中醴陵人众多，李立三醴陵人的身份以及社会关系，对于他联络安源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黄冈人包惠僧在武汉接触工人的过程就要曲折得多。当时，武汉党组织中没有人认识工人，虽然多次开会讨论，但对于如何找到工人可谓一筹莫展。后来，他们通过熟人黄负生、李书渠的关系，联系上徐家棚总段机务厂厂长的儿子孙瑞贤，又通过孙瑞贤认识了其父孙镜芳、叔叔孙叠芳。后者既是厂长弟弟、又是师傅，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包惠僧在这三个人的支持下，得以接近徐家棚的众多工人。(17)之后，包惠僧在郑州、汉口江岸与工人建立联系的过程，虽然与之前不同，但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不难看出，早期中共与工人的接近这种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工人阶级联系的建立，不得不借助中国传统的私人关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