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仁”到“同志” ——作为“机关”刊物《新青年》的形成 张宝明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建党理论 【作者简介】张宝明(1963- )，男，安徽蒙城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河南开封475001）。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5～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01)。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旧制度、旧社会宣战，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1917年1月，蔡元培手持教育部一纸公文将陈独秀引进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同时进京。得益于教授云集之北大的调养、滋补，《新青年》借此“发迹”，成为“金字招牌”[1](P11)。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那本4卷3号杂志上的一个广而告之信息，可谓激发了当年读者无穷的想象力：“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2]虽然只有几个字的“微言”，但其中蕴含的“大义”却非同小可。这表明《新青年》杂志已经从捉襟见肘的“稿荒”走到门庭若市的“稿稠”时段，文科学长在一班教授们的鼓噪下有了“不另购稿”及“轮流编辑”的底气与从容。有着不同知识背景和思想谱系的同仁，本着求同存异的开放心态，在现代性演进的关键词上共唱“同一首歌”，《新青年》正式成为同仁刊物，“新青年”阵营也就此形成。 然而，在《新青年》创刊初期可谓门可罗雀，陈独秀为了留住青年才俊胡适，同时也为了招揽其他人才，便与胡适达成了“不谈政治”的“求同”之约。胡适曾回忆说：“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3](P51)为表诚意，陈独秀还在创刊号上流露了自己的谦让：“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但是，作为一个参过政、革过命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一开始创办《新青年》时，就抱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割舍不断的政治情怀使得他一直保持着与时代俱进的鲜明特征。《新青年》上的言论时时显示出主编的言不由衷。一遇到机会，主编就会不失时机地将初心见缝插针于自己的领地：“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5]1918年7月陈独秀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即是主编“食言”的信号。对于陈独秀“食言”的做法，胡适从一开始就颇有微词。要知道，“民国六年”的“理想”也只是陈独秀对于胡适的主张以退为进而已。换言之，那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主编之权宜之计而已。应该看到，《新青年》杂志上两种编辑方针或说走势一直颉颃对抗。陈独秀曾煞费苦心地与“政治”周旋，他在“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中借新闻报道的形式借题发挥、议论时政，杂志的色彩问题一直潜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与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站在了两列并行的平行线上。随着《新青年》政治色彩的不断染浓，“文化”与“政治”的张力愈来愈大。为了缓和同仁内部的冲突，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筹划创办了《每周评论》，专心“谈政治”。 1918年11月，在得到“一战”结束的消息后，陈独秀在5卷5号的《新青年》上开辟“欧战”专栏。除却李大钊、蔡元培、陶履恭“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的说辞外，接下来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的《克林德碑》、蔡元培的《欧战与哲学》以及陈达材翻译的《协约国与普鲁士政治理想之对抗》更是热情“庆祝”。 但是与众人高呼“公理战胜强权”不同，李大钊却有着深入独立的思索。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嗅觉敏感的李大钊很快将其捕捉，抱着对自由向往的兴奋，他毫不掩饰地亮出了自己“革命”的底牌：“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悲观也。”[6]对于“一战”的胜利，李大钊认为是“庶民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在为协约国胜利击掌的同时，他的兴奋点更多的是在“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7]鉴于这一与同仁之间的些许差异，他更加自信且兴奋地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1919年元旦，李大钊满怀激情地迎接“新纪元”的到来：“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9]这时，李大钊已将“社会主义的道理”作为自己的理论追求。而在1919年2月，当巴黎和会被美、英、法、日、意等五国操纵、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公式失衡，“世界上第一个好人”[10]也沦为“威大炮”[11]。从“公理战胜强权”到“强权战胜公理”的现实刺激，以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东方后，所宣传的“均贫富”“制恒产”等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的“均平”“大同”等传统文化思想相契合①，对法兰西文明顶礼膜拜的陈独秀开始将目光由“西”向“俄”转移，并且从与中国国情类似的俄国身上，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也被其看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2]。自此，李大钊、陈独秀一起“铁肩担道义”。 1919年5月，《新青年》6卷5号的“轮值编辑”李大钊推出“马克思研究号”，《马克思学说》《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的严密排列，已经把为劳农说话的马克思推到了最前台。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都有所介绍。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过后，许多报纸的副刊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晨报》副刊自1919年5月起，连续发表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应该看到，此时陈独秀、李大钊们主要还是出于学理讨论的考虑，对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比较单薄。比如“马克思研究号”在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同时，还发表了《巴枯宁传略》《老子的政治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等文章。这说明当时《新青年》同仁对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区别还处于混沌和朦胧阶段。当纯粹地用“主义”对准“主义”而对马克思所主张的一些观念进行发难时，当时马克思学说的坚持者还是无力还击的②。虽然这一时期仍带有鲜明的“学说”色彩，但一个指导性的“主义”跃跃欲试。不过，此时《新青年》的“同仁”性正在逐渐蜕变成“同志”性。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发表新的宣言，最终堵死了面向资本主义的通道：“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