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探索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否则就难以触及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根本。这必然要求教材建设不仅要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出发，还要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格局、大体系和大趋势出发，探索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建设规划》)指出，教材建设要“更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更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1]，明确了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新方位。构建更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教材建设新格局，就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核心要旨，探索百年中国共产党在教材建设特色化历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深度发掘党领导下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为新时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道路提供历史的镜鉴。 一、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核心要旨 研究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首先要明晰其核心要旨，这既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前提性问题，也是进一步推进我国教材建设特色化实践的基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提出的，它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现实运动。[2]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是共产党，社会基础是工人与农民，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理想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不能脱离这种规定性，必须始终把坚持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原则、作为思考和谋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逻辑起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既遵循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也赋予了其在中国发展的特殊规定，将社会主义的普遍性原则与我国教材建设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既是一种教材发展理论，也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其发展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与中国教材建设的具体国情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材建设之路。 (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其一般理论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4]。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教材内容本身的要求，也是对教材建设工作的要求。[5]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就是要从教材建设的实际出发，按照中国教材建设的内在逻辑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其每一种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同时又必须将这种具体的规定性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现代政治形态中，政党是政治生活舞台的主角和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6]。教材建设作为一项国家事权，只有强有力的政党参与才能使之得到支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它必然是推进教材建设特色化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根本上讲，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一条教材改革、实践和探索之路。探索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并将其同教材建设的一般规律结合起来，以充分保障党在教材建设事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四)体现中华民族风格 不同国家的教材都有其鲜明的国家和民族特点，古今中外概莫如是。[7]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也不例外，它与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演化路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民族文化决定着教材建设的原则与取向，教材建设促进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正是基于这种内在一致性，使得教材建设能够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织和结构，符合五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保证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内在统一和永续发展。因此，中国教材建设的特色化道路要立足中华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充分反映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构建一种内含中华民族特性和中国价值体系的现代化教材体系。 二、百年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是一个至今仍在持续不断发展着的动态过程。新的特色化的教材建设总是在原有的教材建设基础上产生的，这使得不同时期的教材建设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延续性和创新性。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内在的规律，需要将其放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广阔背景与历史长河中考察中国共产党与教材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逻辑，以此探索中国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发展的脉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特色化的自在阶段 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在革命的逻辑下，教材建设重点在于关注主权的确立与政权的统一。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始，不论是白色恐怖下，还是联合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教材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8]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举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决议》提出：“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编定各种模范读本，供学校使用”[9]。同年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通过的《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指出：“列宁学校的教材，应由苏维埃政府立即编定”[10]。1944年后根据地开始以地区为单位统一编撰教材。[11]正是革命所特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及其话语掌控，产生的是一种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的教科书，成为中国教材发展史上极富时代特色的最为罕见的教材类型。[12]1930年编辑出版的《红孩儿读本》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13]。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组织人力编写了《共产儿童读本》，该教材课文紧密结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用形象、浅显的儿童语言解释政治道理。[14]此外，抗战时期还编写了《国防算术》《战时算术》和《复兴教科书》等。总体上，这一时期的革命教材建设是共产党根据革命需要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15]。但由于政权处于迭变期，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特色化探索仅局限于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地区、个别教材以及某些教材管理制度上，而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稳定有序的教材建设局面，这使得教材建设特色化道路整体上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自在自发发展为自觉自为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