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21)04-0001-15 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历程中，反对分裂、捍卫统一是一项极其重大的历史使命。今天，祖国统一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伟大复兴的民族梦想，是国祚绵长的要义，也是文明存续的基石。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矢志追求的国家统一？沃格林所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①之论或可提供镜鉴，历史是在秩序中创造的，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有其内在的历史秩序，这一秩序规定了中国是如何从过去走来，又将如何走向未来，它在揭示“何以中国”的同时，确定了中国存在的历史性和世界性意义；这一秩序其来有自，它生成于以“大一统”观念为核心的历史智慧与政治传统之中。抽象而论，“大一统”是一种有着特定逻辑架构与价值设定的历史秩序，追求着“合而并之、因而续之”②的“正统”目标；现实来看，则是一种关于疆域与族群分分合合的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它存在于中国从“天下国家”到“大一统国家”，再到“主权国家”的历史行程中。虽然“大一统”的古代中国有着大不同于现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统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天下、王朝、夷夏与国家、主权、领土之间也横亘着无法跨越的时间，然而，绝对意义上的推倒重建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国家的过往与当下可以真正脱钩。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源与流的关系悠久、深厚而清晰，其中，“大一统”秩序观不失为一种最强有力的纽带，“大一统”既是以古观今、也是通今贯古的历史秩序，它可以提供一种解释、一种视野和一种方案，它的精神遗产在今天仍然可以用来解释和解决许多现实问题。 “大一统”内含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对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命题和寻找两岸关系困境的突破之道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承认，古代“大一统”的概念范畴远大于现代意义的统一，构成“大一统”秩序观的基本元素包括天道、君权以及夷夏之辨等，有政治的一统，更有文化的一统，这与现代的统一观念较强调领土、疆土的排他性占有区别很大。当下，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以“领土主权不容分割”为核心目标，但是显然也离不开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统一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在过往数十年两岸分离的政治背景下，台湾方面从当局到民间、从政策面到认同面，都与大陆渐行渐远，“台独”挑衅空前严峻，史观之争、民族认同之争以及主体性之争使得两岸统一之路异常艰难复杂。“大一统”历史秩序所激发的思考，或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两岸关系的历史—文化—政治三维结构，在整体性思维中探索两岸关系的当下困境和未来之路。 一、“大一统”的秩序观：重建关于“统一”的历史论述 关于“大一统”的讨论，一定是在国家的范畴内进行的。一直以来，如何定义国家和判断早期国家的“国家性”始终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强势的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人们考察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时，习惯了用政治的、主权的和边界的概念来评判古代国家及其政治生活，认为它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特定标准而不具有国家形态。然而，“国家的概念属于任何时代”，③人们无法否认在古代中国运作的政治机构和权力关系不是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始终延续的中国并不是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它既是一个疆域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更是一个在“大一统”历史秩序中不断生长的、被称之为“家国天下”连续体④的民族国家，葛兆光甚至认为中国作为具有边界即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宋代以来就已经形成了。⑤ 在比较的视野下看，“大一统”不是仅属于中国人的文明成果，它内含的政治价值、政治理想也并不仅存于中国。古希腊也有其“大一统”的文化脉络，源自希腊文的和睦(Homonoia)观念，统一希腊、征服埃及和吞并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一理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西方学者这样解释“追梦者”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亚历山大希望他所知道的人类各个种族万众一心地和谐共处，摆脱城邦间徒劳的战争和城邦内持续的派系争斗，最终“将整个希腊世界视作一个整体”，实现人类的“大一统”。因此，在古希腊，“大一统”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遍主义和一种“和谐”政治。⑥而早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这一年，公元前356年，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着手进行商鞅变法，“开阡陌，废井田”，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大一统”奠基。与此同时，先秦诸子也开始思考“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建构问题，尽管当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大一统”概念。他们纷纷提出平天下的策略，将完成统一称为建立王业，比如孟子预见到战国时期天下纷争的结局，提出“天下恶乎定？定于一”，⑦荀子憧憬“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秩序，韩非子则设计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治理方案。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和其后的汉承秦制，才真正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制度。但是，“大一统”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直到西汉初年才出现，最早是在《公羊传》关于《春秋》中“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注解中：“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西汉董仲舒将《春秋》的“大一统”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⑧，他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王正月”意味着“大一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⑨据此来看，“大一统”最初应指历法之一统，而确定历法正朔的一统则意味着政治一统和文化一统的开端。先秦的天下秩序作为一种政治遗产，包含有最初的“大一统”观念，其后被输入到秦汉以来“大一统”中国的国家精神中，“古代中国遂成为一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⑩“大一统”所追求“合四方之土为一统，聚万民为一家”的状态，就是空间的“大一统”和民心的“大一统”，这首先依赖于以力为器的“霸道”，即以实力为基础的征战杀伐与武力统一，随之，武功之后必有文治，其维持依赖以德为准的“王道”，即“王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展现出的复杂治理技术和相应的政治文化观念”。(11)“大一统”政治的“王道”是一种柔性巨力，它从先秦时代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礼乐文明，发展为“礼崩乐坏”之后的“仁政”“德治”与民本等政治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