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将《归国谣》和《贺新凉》(今本《贺新郎》)两词及黄兴在北京填写的《临江仙》一词书赠丁玲，丁玲将这三首词的真迹一直珍存着。1992年11月，《中国风》创刊号将三首词首次公开发表并加编者按：“这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书赠丁玲的。丁玲在她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回忆这一往事时说：‘他同我谈话，有几次都是一边谈，一边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他喜欢的词，有的随抄随丢，有几首却给了我，至今还在我这里。’”编者按还指出：“至于《归国谣》一首，是毛泽东自己还是其他人的词作，虽经考查尚难确定，暂仍存疑。”①但三首词发表时，词的存藏人丁玲已于1986年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介绍一些相关详情了。 《中国风》创刊号发表《归国谣》时，并无词题，亦未注明写作时间。诗人臧克家在《读〈毛泽东同志手迹三幅〉》一文中考证，《归国谣》可能是毛泽东1919年重到北京时所作，从内容看，是赠别朋友的。“体味再三，我个人倾向它是毛主席之作。这是从字句上，表现手法上，和其他诗词比较之下得出的这个看法。毛主席1918年为了呼吁反湖南军阀赵恒惕，来过北京。后来，1919年他重来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他选用了《归国谣》这个词牌子，是否他第二次来北京与亲友分手话别之作？我只能出之以‘？’号，不敢确定。”②该词如下： 归国谣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今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归国谣》发表后，立即引起毛泽东诗词研究界的关注并对它展开了热烈讨论。一些毛泽东诗词爱好者和研究者，很快将《归国谣》收入自编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其创作地点与时间作出自己的注解。这些注解有参考臧克家的看法的，也有提出是毛泽东与蔡和森1918年春在洞庭湖边五县农村调查时创作的，还有研究者提出它是毛泽东1917年暑假游学途经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或途经安化县境内的河滩时创作的，还有研究者提出它是毛泽东1919年10月在韶山创作的。本文对近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归国谣》创作的地点与时间作出的诸种注解或论说作一检视，根据有关史料推断其创作地点是在韶山，创作时间是在1925年，并希望专家们对此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创作地点是在1919年的北京还是在1918年的湖南？ 自臧克家在文章中考证《归国谣》可能是毛泽东1919年重到北京时所作后，一些毛泽东诗词研究者即从臧克家此说。 毛泽东诗词研究者萧永义，在自己的相关论著，如《十年未解天边月——漫议毛泽东手书〈归国谣〉著作权归属》中，也推测了《归国谣》写作的地点与时间。他在文章中引用《中国风》创刊号首次发表的三幅毛泽东诗词手迹的编者按语和臧克家文章的推断之后，接着说：“读了臧克家的文章，许多毛泽东诗词爱好者、研究者都感到欣慰。有两位搜集、注释毛诗者随即将《归》词编入他们编的毛诗集中，未免操之过急。但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他还表示，“笔者倾向于臧克家之说”③。 萧永义倾向于肯定《归国谣》是毛泽东的作品，但他文章的题目本身表明他没有完全肯定。而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四个要点值得重视。第一和第二个要点是论证与肯定《归国谣》为毛泽东所作。第一，“毛泽东的三幅手迹中，《临江仙》一幅，题下注有‘黄兴·北京’字样，经查，确系黄兴到北京之作；《贺新凉》一幅，题下无注，系作者自己的作品”；“《归国谣》题下亦无注，同系作者自己作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毛泽东诗词喜用“直”字、“都”字、“白”字等。《归国谣》“在句式、节奏乃至音律上也非常接近”④。但是，萧永义是以谨慎的态度强调“以免误收他人之作”⑤。至于他文章中的第三与第四个要点，是提出《归国谣》的创作可能与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山水有关，这且留在后面再论。 赞同臧克家见解的学者，一般是顺着其说法去推演。例如，张仲举在著作中说：这首词“似写一对恋人于农历某月十五前后月圆时在夜间相会的情景。1919年正是作者与杨开慧热恋时期，这很可能是写给杨开慧的一首爱情词”⑥。张仲举接着注释了今宵月、清光、清溪、青滩、长亭等。可是，北京城特别是冬季的北京城难有此类景物。更不适当的是，张仲举把毛泽东1918年初次来北京的情况与其1919年的情况缀合在一起，加以演绎。1918年的实际情形是，毛泽东来北京的前几个月致力于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后三个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还参加了哲学学会、新闻学学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毛泽东当时未曾与杨开慧恋爱。况且，杨昌济先生曾建议毛泽东、蔡和森等继续上大学深造。 1919年至1920年的实际情形是，毛泽东于1919年12月18日(农历己未年十月二十七日)率驱张(敬尧)代表团到北京不久，恩师杨昌济染病，杨开慧侍奉于病榻之侧。1920年1月17日(农历己未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曾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守灵。这个悲痛时刻他不可能去填写爱情词。而杨开慧在父亲杨昌济逝世之后，亦随家人扶灵柩南归，将父亲安葬在长沙板仓，毛泽东在北京则更加忙碌。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为反对张敬尧发出快邮代电。同日又同邓中夏和罗章龙等“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问题。他还多次发起向北京政府的请愿活动，一人负责平民通信社，每天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寄发稿件，通告驱张运动的消息。毛泽东更在北京广泛结交各方人士，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多有接触，拜访过陈独秀，见过胡适，还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毛泽东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热切地搜寻、阅读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献和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忙忙碌碌，以至于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贻昌在家乡病逝，也未能回湘奔丧。2月，他致信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与自己有交情的女士陶毅，谈改造社会，成立“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成立工读互助团等。他还着手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些都与杨开慧不相干，《归国谣》的内容亦不体现它是赠别朋友杨开慧的。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参观游览。可见，1919年北京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可能孕育产生《归国谣》，1919年的毛泽东没有填《归国谣》词的雅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