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欧阳英(1964- ),女,湖南武冈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长城学者,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对市民社会加以分析的重要结果,同时也是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上,打上了价值尺度的印记,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创造性运用。在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二者的辩证统一,既不将二者割裂开来,也不在使用上对二者有所偏废,从而保证了唯物史观在20世纪的中国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4-0001-07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4.001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与革命进程的内在规律即客观规律,并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指导人民从事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系统工程。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风格。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土壤上的坚持、创造性运用与发展,而且是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丰硕成果,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历史观概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毛泽东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注重把握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关系,坚持二者的统一,从而在20世纪的中国土壤上,让唯物史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深刻地打上了价值尺度的印记,从而最终成为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重要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史来看,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交往形式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澄清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形式的存在意义,同时将历史性注入其中,打破了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视为永恒的神话,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定了客观基础。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并没有就事论事地探讨市民社会的本质,而是另辟蹊径地从物质生产出发,在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本质特征的过程中,找出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客观现实矛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性与历史必然性。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终成为事实尺度的重要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却不仅仅是事实尺度的重要体现。从政治哲学的本质来看,政治哲学更多地是与价值尺度相联,所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美好的政治生活的向往,深深地打上了价值尺度的烙印。因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一开始便包含了不容忽视的价值尺度。这不仅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于现代国家制度的批判中看到,也可以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严格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中看到,还可以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证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中看到。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①在这里,马克思在谈到对“现代国家制度”加以批判这一价值尺度之后,很快又转向了事实尺度,认为价值尺度必须与事实尺度进行有机的结合,只有这样,这种批判才是有力的。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是为批判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而创作的。对于马克思来说,尽管政治解放是以人权为标志,但它并没有克服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完成了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解放的任务而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②。应当说,正是通过严格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马克思实际上完成了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区分开来,同时又在新的起点上将它们结合起来的重大任务。马克思指出:“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③在此清楚可见,人类解放是作为价值尺度而存在的,它的完成是需要借助作为事实尺度的客观的社会力量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标志。《手稿》中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私有财产和现代权利的本质;其次,马克思从“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的观点出发,揭示了现代权利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最后,马克思将“异化的积极扬弃”作为核心,确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并借此批判了以“普遍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平等权利观,初步阐明了自己以价值尺度为准则的共产主义思想。

      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很显然,在这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体现出了价值尺度。同时,马克思明确强调“共产主义”是“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这一点,实际上又是将共产主义与事实尺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所谓的“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所阐明的就是共产主义是在人征服了自然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结果。而所谓人征服自然界就是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由此表明,共产主义的建立是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客观事实尺度的。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