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21)04-0087-08

       引用格式：聂鸿音.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西夏内部的“蕃礼汉礼之争”一度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①，始终被看成西夏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提倡党项文化还是提倡汉文化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不同主张与党项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1](52～55)[2](167～174)。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西夏的历史事实，其根源在于学者对古书相关记载的理解不尽合理，尤其是受到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事实上，西夏对“汉礼”的态度始终是主动接受，其治国方针追求中原文化和党项传统文化的整合，只是个别的表面形式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做过调整，而调整的总体趋向都是向中原文化逐渐靠近。

       一、典章制度层面的“汉礼”

       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深层是指典章制度，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如《周礼》；浅层是指生活仪节，包括朝野的礼仪程序和衣冠制式，如《仪礼》。如果仅就前者而言，可以说西夏从未发生过“蕃礼汉礼之争”——景宗元昊(1003～1048年)正式立国时设立了典章制度的框架，相应的地方官制和军制随后经过毅宗谅祚(1047～1068年)的细化[3]，最终形成的格局贯穿西夏历史的始终，近二百年间未曾有任何人试图改变。《宋史·夏国传上》简要记述了西夏的政府组织：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4](卷485)

       这里的政府机构和官员设置以唐宋制度为参照，甚至还照搬了一个与西夏毫无关系的“开封府”②，但是根据自己国内教育的需要分设“蕃学”“汉学”，分别以党项语和汉语施教。由此可以知道，西夏在接受中原典章制度的同时也适当兼顾了自己的国情。

       社会组织形式是国情的根本，也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要彻底改变绝对比一般概念的移风易俗困难得多。在中国历史上，主动“汉化”的非汉民族政权可以仿照中原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机器，但是没有一个民族会就此全部废除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统治者总是要设法调和两种不同的制度以避免管理方式发生剧变，例如契丹人分设了“南北面官”，女真人保留了“猛安谋克”，满族人保留了“八旗”。西夏采取的办法与此类似，据《旧唐书》记载，党项人自古以来实行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部落制度：“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5](卷198)。在后来的西夏文献里，这些部落的首领被称作“”m[2]kow[2]，字面意思是“姓官”，实际意义相当于“氏族长”或者“部长”。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管理着自己所在部落的事务，但同时要作为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参与整个国家的治理，所以，“族长”这个词也和中原的“中书”“枢密”等一起保留在他们的头衔里。例如，12世纪中叶颁布的法典《天盛律令》共有23个编纂者，其中8个高级官员的名字前面都冠有“东南族长”(zjr[1] m[2]kow[2] njij[2])[6](47)。

       如果是皇族嵬名氏各分支部落的总首领，则被称作“节亲主”(tsewr[1] njij[1]·o[1])，例如，早年西夏字典《同音》的校订发起人“嵬名德照”的头衔是：“、、、、、、、”(节亲主、德师、知中书枢密事、正赛、集文武业、恭敬孝诸艺、东南族长、上皇座嵬名德照)[7](1)。其中“德师”是皇帝的尊师“，知中书枢密事”是文武两大政府部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