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除去“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定宜庄2008：10）这一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之外，“新清史”的另一特征就是“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定宜庄2008：11）。即便是强调满文文献的运用这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的一点也受到部分学者的争论和质疑，因而乌云毕力格在《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一文中就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给予了有力的阐述。乌云毕力格（2016：390）指出，在对“这些历史文献的满汉文版本进行系统性地比堪研究以前，谨慎的学者不宜将这些满汉双语文献认为是单纯的汉文史料”。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作为史料的满文档案对于清史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其实，单就从重视“满文档案”角度看，“新清史”学派并不是最早倡导重视满文的。陈寅恪极为重视满文，很早就指出清代史籍档案中的一些满文名称的真正含义对于揭示清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疑案有极大关系。定宜庄（2008：11）为什么“特别强调对于满文、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是“新清史”两大重要特征之一呢？因为满文档案在传统的清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葛兆光虽然直言“新清史其实并不新，老实说是旧清史”，但也承认新清史有“新的学术推动力在和新的学术增加的成分在”（朱政惠等2010）。这是“新清史”对满文档案“重新发见”的结果。 “音韵学”向称“绝学”。从根本上说，“音韵学”也是有关“史”的科学，只不过其研究的对象是汉语语音的“历史”。文献，也就是“史料”，对于“音韵学”研究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罗莘田（1935：38）很早就指出“满文字头的影响”是汉语音韵学的外来影响之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满文文献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藏汉对音对于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的价值，西夏汉对音对于宋西北方音研究的价值，八思巴字汉对音对于元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价值，早已为学术界共知，形成汉语音韵学研究蔚为壮观的研究局面。然而满文文献或满汉对音的研究对于清代汉语语音研究的价值至今在中国音韵学界既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满语文和满族文化在清朝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满文文献、满汉合璧文献、满蒙汉合璧文献等一系列非纯汉文文献，这些文献对于我们了解清代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些历史文献不仅可以弥补纯汉文历史文献的不足，而且可以提供不同于汉文史料的历史视角。富丽（1983）很早就指出“欲全面了解清代中国，不仅要详尽占有清代汉文文献，更应占有大量满文文献。”从这个角度看，欲全面构建清代音韵学体系，不仅要详尽占有汉文文献，而且必须重视满文文献，满汉合璧文献，甚至满文与其他非汉文合璧文献，挖掘清代音韵学的满洲因素。这才能算是清代的音韵学，而不仅仅是明代音韵学在清代的“简单”延续。音韵学研究主要包含语音史研究和文献研究两个方面，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讨论清代音韵学的满洲因素，还原清代音韵学带有满洲因素的本真面貌。 2 清代汉语语音史的满洲因素 陈寅恪（1930：231）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有清一代的新材料，除了期间形成的汉文文献之外，还有大量的满文文献、满汉合璧文献以及满文和其他非汉文合璧文献。然而目前，整个清代汉语音韵学体系基本上是在汉文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的，有些学者虽然利用满汉合璧文献，但也基本上将这些文献当作纯汉文文献来利用。不宜将满汉双语文献认为是单纯的汉文文献，这虽然是乌云毕力格针对“清史”研究而言的，但无疑也适合清代汉语音韵学研究。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学者利用了满文文献或满汉合璧文献，却仍然未能摆脱纯汉文文献的研究视角，以致未能真正发现清代汉语音韵学的满洲因素。 毋庸置疑，清代北京话语音史研究应该是清代音韵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然而以往的北京话语音史研究基本上是在纯汉文文献或传教士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的，如杨亦鸣（1992）、叶宝奎（2001）等。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清代北京语音史不是明代北京话语音史的直接延续。语音是人的语音，语音会随着主体“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明朝是汉族人建立的王朝，而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明代北京话是以汉族人口语为主体的北京话，而清代北京话则具有独特性。这与因“旗民分治”政策造成的清代北京内外城的人口结构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1594-1657）在《北游录·纪闻下》（《北游录》记录的是谈迁于1653年至1656年去北京期间的经历见闻）“八旗”条中就指出“契丹初尝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今清制亦如之。入燕之后，以汉人尽归之外城。其汉人投旗者，不归也，分隶内城。”林焘（1987：167）明确指出“现代北京话就是三百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到了清代，两种方言在北京汇合，一在内城，一在外城，相互之间差别本来就不大，再经过极为密切的长期的交流，就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现代的北京话。” 爱新觉罗·瀛生（2004：717）指出“现代北京话是清初满人入关时八旗组织中的大量汉族成员的沈阳语，与原在北京的明代北京话相融合而形成的。沈阳语原已受女真语（即后来的满语）的影响，后来入关的满人学说汉语，又带来不小的影响。因此探讨北京话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弄清楚八旗组织中汉族成员的沈阳语，必须了解满语的有关特点，还要了解清初满人所讲的‘满式汉语’到‘旗人话’，再到现代北京话的发展过程。”不过学术界对于满族入关前的语言状况有不同看法。爱新觉罗·瀛生（2004：741）认为，八旗汉军在入关之前就已经习受女真语（后来的满语）影响的沈阳话，且根据康熙帝的御批奏折用语，认为清初“沈阳话”的特点是（1）知、吃、失变成了兹、此、斯，（2）日母变成了零声母。滕绍箴（2012：387-393）认为满族入关之前的天聪、崇德年间，满洲人通汉语及汉人通满语的人是少数，且多是知识分子。满洲入关后的前两代“八旗披甲之士六十九万余人，皆通满语”。满洲入关后的第三代、第四代，满语文已显出丢弃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