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可以证明，1980年代文学不仅带来一个期盼已久的复兴，并且充实了强大的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观念，现实主义美学范式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家坚定地与各种保守腐朽或者游戏狎邪的主题划清界限，开始专注而紧张地探索历史和人生——“为人生的文学”显然是一种宽泛的现实主义精神。1980年代文学力图恢复“为人生”的真挚信念。不久之后，“现代主义”试图从另一个层面介入“为人生”的文学信念，继而与“现实主义”构成旷日持久的争辩。二者的分歧很大一部分涉及文学与社会、历史、民族国家或者文学与自我、大众的关系，哲学式的思考时常成为争辩双方共享的前提与方法。总之，当时的文化沉浸于不言而喻的严肃气氛，轻佻的逗乐无人响应，缺乏思想的消遣或者戏谑令人鄙视。 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之中，许多人很快意识到王朔展示的异质因素。尽管《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或者《过把瘾就死》流露出对于爱情的执念，但是，王朔的独异特征毋宁是强烈的反讽，例如《玩的就是心跳》《顽主》《一点儿正经也没有》或者《你不是一个俗人》。某些场合，王朔被视为“痞子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个贬称不仅由于王朔小说的主人公类型，同时还源于半是尖刻半是嬉闹的叙事话语风格。王朔擅长挖苦调笑，揶揄嘲讽，尖利有余而激愤或者深邃不足，油嘴滑舌更像一种炫技式的口才表演。一个接一个的反讽编织成一层薄薄的语言帘子，掀开帘子空无所有。他不惮于以自嘲的方式将自己列为反讽对象，他人甚至无从下手反戈一击。 反讽修辞存在多个不同的引申方向。首先，反讽式的批判隐含一个正面的价值体系。嬉笑怒骂背后居高临下的语言姿态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肯定的观念是什么，因此，积极阐述肯定什么是反讽的一个引申。反讽的另一个引申是仇恨。当冷嘲热讽的语言不足以承载愤怒指数的时候，另一套更为激烈的词令应声而出。人们丧失了调侃与正话反说的耐心，怒火中烧的愤慨必须诉诸远为强硬的表述。反讽的第三个引申方向是戏谑。冷嘲热讽通常带有相当的喜剧成分，尽管并非哄堂大笑而是不屑的嘲弄。如果说，不屑暗示了反讽隐含的智力优越感，那么，戏谑之趣可能由于一个小小的语言拐弯而炽烈地燃烧起来，以至于乐不可支的气氛迅速抛开了反讽的智慧含量。智慧含量骤减的一个特征是，人们的笑声并非来自一个巧妙的思想顿挫，而是源于外力的挤压——用力过度的迹象屡见不鲜。这时，我愿意提到赵本山与周星驰。 一个出入于小品舞台，一个活跃于电影银幕，对于大众文化说来，赵本山与周星驰均为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他们的喜剧表演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尽管东北方言与粤语相去甚远，但是，赵本山与周星驰共同追求强烈、火爆、夸张乃至癫狂的语言风格。赵本山的诸多小品针砭时弊、抨击世俗，但是，反讽“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迂回结构似乎削弱了直击的快感。若干广为流传的赵本山名言远比反讽强烈，例如“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胃下垂；先用盅，再用杯，用完小嘴对瓶吹”“别说你开车不合格，你长得都违章了”；另一些时候，他的俏皮话陷于单纯的滑稽和嬉闹而抛开了针砭或者抨击，譬如“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如此等等。喜剧美学表明，喜剧的笑声隐含俯视和矫正对象的意向。相对地说，俏皮话仅仅显现为机智的语言修辞。机智的错动与出其不意的衔接带来莞尔一笑，意义的刻痕并未在笑声熄灭之后浮现与留存。如果说，机智在赵本山喜剧之中举足轻重，那么，周星驰更多地表露出强制性“搞笑”的倾向。插科打诨，装疯卖傻，胡言乱语，故作天真，甚至不惜扮出一张鬼脸——许多笑声的获取诉诸身体表演而不是机智的转换。这种修辞时常被称为“无厘头”，即粗俗、莫名其妙或者混乱与肆无忌惮。无论是内在的机制还是风格与效果，这些笑声与反讽的距离已经很远了。 无论是王朔的京味嘲讽、赵本山的东北乡土幽默，还是周星驰的港式“无厘头”，戏谑与嬉闹逐渐淹没了反讽的尖锐与智慧含量。许多时候，这种状况可以视为一种文化症候：欢娱的轻型文化开始大面积流行。思想缩水，理论简化，深邃、缜密逐渐成为令人厌烦的品质；经济学仅仅涉及家庭开支，法律仅仅负责离婚财产分割咨询，哲学和诗转入幕后，交响乐或者小剧场话剧成为某个小众圈子的身份标签，小报、互联网、手机大规模主宰大众的文化生活。从明星八卦、搞笑段子、超女歌手、鸡汤短文到动漫绘本、电子游戏、脱口秀、短视频，众多品种的轻型文化蔚为大观。轻型文化不仅形式轻盈，更重要的是内容轻松。无论是小清新、小情调、小惊险、小机智还是哗然的爆笑，人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另一个文化段落的分界线。严肃、深刻、忧患意识或者沉重的历史如同远去的雷声，现在是投身于游戏和收获笑声的时候了。 规劝那些1980年代文学的拥戴者接受轻型文化诚非易事。20世纪上半叶的苦难、革命、战争与社会运动已经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性格，许多人始终保持内心的紧张感。他们熟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与各种现代励志名言，如果肩上的重量突然消失，人生仿佛空空如也。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性格与现实主义美学范式互为知音。文学必须再现宏伟历史，宣谕人生意义，接续伟大的传统，展示某种复杂的、不无晦涩的结构形式，否则，又有什么必要聚精会神地研读再三?他们心目中，沉溺于安逸、快活和享乐令人鄙夷乃至令人不齿。尽管王朔、赵本山、周星驰开始构造另一种叙事风格，但是，轻型文化的大规模扩张由年轻一代给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