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1)04-0087-11 一、引言 在20世纪末强烈的后现代氛围中，真正对阿多诺现代媒介美学批判形成实质挑战的理论家非让·鲍德里亚莫属，虽然他很少直接谈及阿多诺的名字。凯尔纳曾指出，鲍德里亚的理论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内在的颠倒”，“提供了一种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相反的形式，在此，一切都成为它的对立面”。①某种程度上，鲍德里亚与阿多诺构成了一种后现代与现代的“反镜像”关系。 如果说，在媒介理论方面鲍德里亚是麦克卢汉的一个后现代“影子”，那么在媒介美学理论方面，鲍德里亚就是阿多诺的一个后现代“影子”。作为麦克卢汉的影子，鲍德里亚与麦克卢汉的关系呈现出“价值—形象”双螺旋结构②中第三阶段的特征。即，尽管鲍德里亚对麦克卢汉进行了改造，但这个“影子”表现得却非常“麦克卢汉”，这个“影子”掩盖着他对麦克卢汉的改造，如同形象掩盖着真实的缺场。而作为阿多诺的影子，鲍德里亚与阿多诺的关系则呈现出“价值—形象”双螺旋结构中第四阶段的特征。即，鲍德里亚——这个“阿多诺的影子”——在一系列的倒转中吞噬了“阿多诺”：他用“超美学”宣告了“美学”的终结，也用艺术的“消失”宣告了“反艺术”的终结，而这都可以归结为阿多诺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被鲍德里亚所“终结”。 具体而言，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现代美学理论具备批判大众媒介文化与堕落艺术的资格，鲍德里亚明确否定了这种观点。在鲍德里亚看来，当美学在超真实世界中转变为了超美学，只意味着美学判断已经不再可能。和超真实是一个表达“终结”的概念一样，超美学所表达的是美学的“终结”。“我们不再有任何美学信念，我们不再信奉任何美学教条，或者不信奉全部美学教条。”在超真实的后现代如果仍要思考艺术，鲍德里亚认为就不应再“考虑美学判断”，那种认为美学仍将在超真实世界发挥抵制作用的看法是一种错觉，而“超美学”的提出就是为了帮助人们避免“美学错觉”。③ 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艺术在媒介化的时代仍将存在，以一种自反性的方式——通过否定自身，通过将艺术变成反艺术的方式——真正的艺术保留着人类的完整自由和理想交往模式的希望，而美学则是对这种希望的某种哲学揭示和理论支撑。鲍德里亚不断提醒人们的却是：在超真实的媒介化时代，艺术只能“消失”，它甚至要伪造自己的“消失”，即使是反艺术也不例外。而这一切的发生恰恰是“因为美学”，因为认为美学仍旧存在的错觉。如果在这个时代，艺术不是“消失”的，它仍有所希望，希望自己仍旧能够以与“超真实”世界拉开距离的那种“艺术”的面貌呈现出来，希望承担那完整的自由和理想的交往，那么这种呈现在根本上将必然是一种“艺术的阴谋”。 为什么鲍德里亚能够提出上述与阿多诺几乎截然相反的结论?作为阿多诺之“影”的鲍德里亚究竟如何最终反噬了前者?通过分析鲍德里亚在其“价值—形象”双螺旋框架里对阿多诺“幻象救赎”、模仿的辩证法、星丛式主客体关系等重要思想的解构式审读，本文试图部分地解答这些问题，亦由此呈现鲍德里亚媒介美学理论的后现代之“刃”。我们先从阿多诺入手。 二、阿多诺的“幻象救赎” 沃林曾经指出，在阿多诺那里“艺术有一种类似于拯救的功能。对他来说，艺术也代表着同‘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迫相对应的某种救赎形式。那些压迫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在阿多诺的美学中，艺术在某种更加强烈的意义上变成了救赎的工具。作为和谐生活的某种预示，它起着强制性的乌托邦作用。……只有艺术能够提供把令人苦恼的社会整体性重新引导到和谐的道路上去的前景”④。在阿多诺的现代媒介美学批判中，由“真正的艺术”所标示出来的现代审美实践之所以具备批判大众媒介技术的资格和能力，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是模仿行为的庇护所，艺术模仿与媒介文化工业那种复制式的绝对模仿不同。艺术不仅模仿经验对象，也模仿型构经验对象的“复制技术”。一旦复制技术成为真正艺术的模仿对象，那么，它随即进入了“模仿”的辩证法——艺术模仿“复制技术”，抽取其技术合理性特征并将其“显现”出来。通过模仿，“复制技术”得以被转化为“艺术技术”，而“艺术技术”对“复制技术”进行“显现”的结果是产生了抽象、不和谐、费解等现代艺术形式，现代艺术形式的出现是艺术模仿吸收并转化复制技术形式之后的产物。抽象、不和谐、费解等现代艺术形式带来了现代艺术的“不可理解性”，这种“不可理解性”表明了现代艺术受众感知定位的缺失和现代艺术特有的闭口不言的“沉默”质性⑤。在阿多诺看来，这质性是现代艺术保留了艺术自身矛盾的展现，即艺术作为真理性内容的“具有超越时间的形而上要求”的精神属性与其作为人工制品的“转瞬即逝”的物质属性的矛盾得以存留于艺术的内部。⑥ 作为真正艺术的现代艺术对大众媒介技术的批判是沃林所言的阿多诺美学思想中艺术“拯救”功能的一种体现，是作为救赎形式的艺术在媒介文化工业时代的一个表现。当阿多诺在“救赎”或“拯救”的意义上谈论艺术在媒介技术时代的遭遇时，他常用“幻象的救赎”这个概念来表达。阿多诺指出在媒介文化工业的时代，当艺术存在的可能性不再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幻象的赎救”对美学来说就至关重要了。因为“如果此举成功，艺术的生存权利连同其真实主张的有效性就得以确立”。⑦正是在对艺术和审美“幻象”性质的认识，以及艺术与审美作为“幻象”又为什么在媒介化技术时代仍然能够存在等主题上，阿多诺的现代媒介美学观点和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媒介美学观点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镜像般的关系。二者都发现了媒介化时代艺术和审美“幻象”问题的重要性，但二者在如何看待这一重要问题上又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