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7-0175-08 20世纪上半叶，出版业迅猛发展，中国现代期刊的创办、编辑和发行逐步呈现繁荣景象。作为思想言说的一种重要载体，期刊记录了时代思潮的演变轨迹，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发展流变，就与现代期刊的传播倡导密切相关。 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经历了从情感教育到艺术教育，再到人生艺术化的发展历程，仔细观察其与期刊的互动历史，我们能发现这样一条脉络：在现代美育思想的传播中，20世纪初《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东方杂志》等综合教育期刊着力宣扬推介；二三十年代随着艺术教育的兴起，以两种《美育》期刊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期刊成为宣传主力军；30年代末期至新中国建立，除上述期刊之外，《中学生》《文学杂志》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其他类型期刊也宣传美育，对前期理论和实践成果进行综合深化。本文拟在这一脉络基础上，全面审视中国现代期刊与现代美育发展的互动关系，借古鉴今，以期为中国新时代美育与期刊的共同发展提供历史参照。 一、综合教育期刊的宣扬与现代美育的中国化初创 1901年5月，中国最早的综合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在上海创刊，为半月刊，至1908年1月停刊，从未间断，共出版166号(期)。创办者及前期主编为罗振玉，自69号始改由王国维主编。 教育包含美育，这是王国维在编辑《教育世界》时特别重视强调的。为此，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教育的宗旨是在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1]。王国维早年曾对德国古典美学做过专门研究，席勒、康德等哲人将人之精神世界分为理智、意志与情感三个方面，并以求真、求善、求美作为对应的理念，科学、道德以及审美得以划分各自领域。王国维将其应用到教育领域上，强调只有智育、德育和美育三者完备的教育才能够在精神上培育完全的人，他着重指出：“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王国维指出，审美是无利害的、纯粹的精神状态，有迥异于理智和意志的作用；同时作为情感教育的美育，又能促进情感完善，为理智与意志的发展助力。此论简明扼要，从美的本质角度揭示了审美活动的特征以及美育与德育、智育的关系。 为了使西方现代美育思想融入中国语境，王国维还试图将其与中国传统美育加以联系。他匿名发表了《孔子之美育主义》①一文，先是引用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家关于美的理论，更详尽地解释了美的无利害之特质，转而以这种理论来观照孔子以来的中国美育传统之变迁。他声称：“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2]文中引《论语》中谈诗、论乐的语句，说明孔子在诗歌和音乐等艺术门类上修养颇深；又称“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2]，引孔子与弟子言志独赞曾点的典故，说明孔子对自然之美亦有所领略并重视审美教育。然而，由孔子开创的中国美育却在后代迂儒“玩物丧志”的诋毁中逐渐衰退，导致现代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匮乏。王国维由此感慨：“呜呼!我中国非美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2]概而言之，为了推动美育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王国维可谓用心良苦：他不仅多次撰文阐述美育之价值、功用，而且考据圣人孔子言行以证明美育在中国古已有之。作为现代教育期刊的编辑者和教育家，王国维在中国现代美育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王国维之所以提倡美育，是因为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有着深刻认识。他认为：“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3]23政治黑暗、教育落后，是晚清社会的典型特征，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许多国民的精神状态也陷入痛苦和空虚之中，以吸食鸦片作为麻痹自我的方式。很显然，这种自我麻痹是病态的、颓废的，说明人的情感世界出现了问题。“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3]24凡人皆有欲望，皆求快乐，于是嗜好由此产生，但嗜好有优劣之分，鸦片可以麻醉人的精神，使人获得暂时的快感，却无益于身心健康，唯有文艺的审美享受才能提升精神的境界，完善人格的养成。王国维在这里谈文艺、谈美育，就是将文艺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替代品，替代以鸦片为象征的一切低俗、有毒的趣味和嗜好，这既于国民自身素质提高有益，对政治的修明、社会的改良更是一剂良药。他说：“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3]24在这里，王国维将宗教与“美术”相并列，又对它们适用的不同社会形态和功效进行了区别。所谓“美术”，实则就是美育。他把美育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中来谈论，说明在他心中，美育肩负着改良社会、改造国民的时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