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生物学和选择美学:一种批判的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修·兰普利(Matthew Rampley),原伯明翰大学艺术史系主任,现为捷克马萨里克大学独立科学家。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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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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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按]进化论美学提出的选择、适宜、原型、特殊化、生态位等概念,为理解和讨论艺术与美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也似乎为跨文化审美和世界艺术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在适应对象、世界艺术的可通约性、审美偏好的共同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含混不清之处。进化论美学研究者及其观念背后的这些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的晦暗不明的因素,决定了哲学式的怀疑与反思仍有用武之地,传统艺术史的艺术与审美经验分析仍然是不可绕行的基本路径。

       *原文来自Matthew Rampley,The Seductions of Darwin:Art,Evolution,Neuroscience,Chapter One,2014,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经授权发表,注释略有删节。中文版著作预计于2021年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几种批判性的论争

       进化论美学的基本原则是,艺术的创造能力和审美情感是建立在进化的人类生理心理倾向基础上的跨文化现象。这些先天的特征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们是“适应的”行为;换句话说,它们赋予了人类祖先某种形式的竞争优势。这一观点的杰出代表之一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①明确指出,美的感觉是一种自然直觉或“神经系统的能力”,因此,“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物适应和生理现实:美的体验可以与大脑中实际存在的神经递质——如内啡肽(endorphins)、脑啡肽(enkephalins)——的活动相联系。”审美体验是人类基因遗传的结果。

       因此,进化论美学也是关于艺术普遍性争论的最新载体,它日益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艺术研究者们广泛关注的基础性概念之一。丹尼斯·达顿(Denis Dutton)没有使用“世界艺术”这一术语,但他对那些强调不同文化和艺术实践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甚至质疑“艺术”的关联域的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首先,他表明那些不绝于耳的观点认为,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启蒙主义建构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纲领化的康德美学思想传统,它从未准确地再现十八世纪欧洲的各种艺术趣味。换言之,这没有对艺术的普遍性提出决定性的实证反驳,只是对某一特定艺术概念的普遍性提出了反对意见。相反,他指出,世界上的许多艺术论述和实践与欧洲艺术及其艺术理论并不那么遥远。从古代埃及到前现代中国,前者的艺术形成了一种半自主的实践,有着独特的代码和传统,后者孕育了先进的鉴赏能力,有着繁荣的大师画复本和赝本的市场。此外,达顿认为,跨文化不可通约理论的拥护者可能玩弄了一种智性的诡计:即把小型非西方文化的仪式性和手工化的艺术制品与欧洲传统的高级艺术产品进行比较。他认为,把非西方小型艺术制品与欧美的民间艺术进行比较更有意义,因为后者的审美形式与使用价值和其他价值是紧密联系的。

       这样的观察引起学界对进化论美学的反思,但即使人们同意艺术和审美感受力具有跨文化属性的观点,新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弱点。在详细研究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全部论述到底是如何成为“达尔文式”的。可以说,通过将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结合起来,研究者们与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共同点要比达尔文本人的多。最初,达尔文主张,性选择将不可预测因素和随机因素引入了进化过程。进化不再仅仅是由适应性和生存机制驱动的,而取决于趣味中的主观偏好(arbitrary preference in taste)。这就解释了从女权主义者和性别理论家[如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②和琼·拉夫加登(Joan Roughgarden)③]到阿多诺(Adorno)④和本雅明(Benjamin)⑤以及温弗里德·门宁豪斯(Winfried Menninghaus)等一系列研究者对达尔文重新产生兴趣的原因,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反对许多作者迄今讨论的适应主义的假说。

       受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华莱士在他的著作《达尔文主义》中重申了自然选择的首要地位。这将抵消美感驱动的配偶选择。然而,达尔文恰恰相反。尽管他承认,女性具有辨别力和鉴赏力的说法“极不可能”,但他仍然认为,事实验证了“女性实际上拥有这些能力”。正如伊丽莎白·格罗斯所说,“性选择悬置了适应原则。”她推测,这可能是华莱士的观点后来获得青睐的原因,因为它使性选择更易于“科学地进行测量和预测其过程”。达尔文主义的艺术理论可能与尼采的唯物主义和生理美学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进化论。因此,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对艺术分析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当代研究者——如达顿、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格兰特·希尔德布兰德(Grant Hildebrand)和布莱恩·博伊德(Brian Boyd)⑥——选择了华莱士的理性主义版本,而不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可能更激进的观点。

       除了达尔文的遗产如何阐释的问题外,新达尔文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也需要仔细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是否犯了一个基本的分类错误,因为人们认为与性选择有关的快乐可以等同于审美经验。达尔文指出,趣味的根源可能在于雌鸟对未来的雄性伴侣的全身羽毛及其华丽的凉亭的崇拜,但他对这种感官判断与人类审美趣味之间的精确关系含糊其辞,只断言“虽然动物有美感,但决不能认为这种感觉可以与文明开化的人类感觉相提并论,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复杂交织的思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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