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1)-03-0088-11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史与一般意义上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执政党的经济思想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存在，而是与经济决策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称为“行动中的经济思想”。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模式的建构和改革，二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及发展战略的确立和转变。 理解党的经济决策和实践，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不应只从抽象经济学原则出发来作评判，而应把它放回具体历史情景中考察，了解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和挑战，决策者是如何判断形势的以及为什么作出如此抉择。一旦进入决策和实践层面，决策者将受到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制约。任何重大经济决策首先是政治决策，政府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经济学原则，譬如效率原则。 其次，重大经济决策需要在多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选择一个优先目标，就必然要在其他方面有所舍弃，因此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都会有成本和代价。譬如1953年毛泽东提出“小仁政”与“大仁政”的问题，选择集中力量加快工业化，就只能“勒紧裤带搞建设”，抑制当前消费，特别是农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再次，回顾党的经济决策和实践的历史，目的是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因此，不应排斥后见之明的反思。毕竟，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取决于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对因应之策的选择，既然是基于主观判断和选择，就有可能正确，也可能发生错误。无论决策正确与否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不能把所有决策都合理化。历史有偶然性和多种可能性，应当避免滥用“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至少有意识形态、赶超意识、外部环境、战略安全这四个因素影响着中共的经济决策及其演变。 一、经济决策中的社会主义目标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目标追求。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学者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大方向是确定无疑的，但中国社会主义所走的具体路径并不完全是主观选择的结果。研究历史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未必有后人认定的那么大的作用，客观条件像无形的手，会左右历史进程。①我认同这个观点。历史不会完全按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演进，想的是这样，结果却是那样，这种情况是常事。改革有它不可控的方面，任何一个看似完美的理论模型都无法穷尽复杂的历史变量。我认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②。 新中国历史还有另一面，就是鲜明的意识形态方向感。中共的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牵引着中共的政策方向。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如果都是被客观形势牵着鼻子走，就不可能有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化三改”，不可能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不可能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53年毛泽东为什么会放弃他亲自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方案，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与1953年开始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国家工业化有直接关系。从逻辑上说，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对计划的依赖。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优先领域即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达到，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当年苏联强制推进全盘农业集体化，是赶超型工业化的制度性安排。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牵引。相对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新民主主义只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鉴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新情况，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停留太久可能不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了新的分化，农民和农村干部普遍想个人发家致富，不想搞合作化。资本家贿赂干部的现象时有发生，强化了中共领导层对党员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毛泽东对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了底气。不只是毛泽东，还在工业化建设启动之前，党内就不断出现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绪。周恩来在1950年时说，党内许多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③。这里的关键在于，新民主主义政策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然而，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深入人心的口号。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④。 1958年为什么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赶超意识，但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能从意识形态层面作出解释，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1958年，不只是毛泽东，上上下下都在谈论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各地出现的公共食堂、供给制、托儿所、幸福院、家务劳动社会化、妇女解放、半工半读等新事物抱有极大热情，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雏形⑤。当时有一句热词：“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8月中下旬北戴河决议宣称：“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⑥人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把产权搞乱了，跌进了一个乌托邦陷阱，造成极大的混乱⑦。对此，邓小平在80年代反思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