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史研究中“传统—近代”说之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梁仁志,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
南京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面对“三千年一大变局”,近代徽商或进军新式行业,或投身新式职业,或实行新式制度,或采用新式机器,呈现出新时代的新变化。这种新变主要是在依托或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并非是单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因此,这并不表明近代以后传统商帮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也不意味着这些近代商人与自己传统的割裂。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既会坚守自己的优势资源,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与策略,从而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利益最大化。即对于商人群体来说,“守”与“变”始终都是常态。由此,在中国商帮史研究中采用“传统—近代”说恐需格外谨慎,对据此理论而得出的相关认识当也需作进一步检讨。此外,也不能将近代商帮仅仅视作传统商帮在时间上的自然延续。今后的中国商帮史研究要想实现真正的突破,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商帮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史研究亦当如此。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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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1)04-0164-09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1.04.019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开始采用“传统”和“近代”两个词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划分,即所谓“传统—近代”说。这种理论“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①,同时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即“近代转型”。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中国是传统落后的,西方是现代进步的。所以,“近代转型”就是指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或“西化”。尽管一些中国学者曾敏锐地指出:“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我们不是采取那种把传统经济和近代(现代)化经济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即所谓‘现代—传统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先进的、能动的,而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停滞性的,只能起历史惰性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中国的近代化经济,只能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②但该理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史研究。对这一理论学界虽然常有讨论与反思,但就中国商帮史研究而言,诸多研究深陷其中,却尚无专题性讨论。将中国商帮简单地划分为“传统”和“近代”两个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对一些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和消极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近代徽商研究为中心,对相关问题做一反思。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徽商在近代的新变

      吴承明先生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因素及其运行方式的出现与发展,如果一代一代都是重复旧的运作,那不研究也罢。每个时代都有新的东西出现,都应列入编年史记录,但要有大量的新的因素集中地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逆的,才有历史意义,即划时代意义。”③研究近代徽商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揭示出面对近代中国“三千年一大变局”,这个历经数百年风雨的传统商帮所萌生出的“新的经济因素及其运行方式”,即其所呈现出的新变。徽商在近代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进军新式行业。近代以后,徽商全面向新式行业进军,主要体现在四个行业:(1)银行金融业。民国时期,歙县人张颂贤先是开设信托公司,后又投资商业银行;④王汉山于1937年开办汇业银行;⑤程镛在上海“与邑人程霖生合资开设惠源银行,任行长”⑥。民国初年,汉口黄陂银行经理孙受初、裕康银行经理范浙门、樊城官钱局局长孙襄其等人都是黟县人;⑦黟县商人朱晋侯于1925年集资20万银圆创办安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1944年又担任芜湖商办裕皖银行行长。民国时期,“杭州中南(银行)及中国农工(银行),经理均系徽人”。⑧(2)房地产业。近代歙县人程谨轩曾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大亨,拥有房地产价值达千万银两,月入房租数万元;⑨吴炽甫曾斥资10万银两在汉口经营房地产,有福像里、大和里、松荫里三处房产;⑩周宗良也曾投资房地产业;(11)宋振华有地产5000余亩,房产800余间,人称“宋半城”,是金华徽商之首富。(12)绩溪人吴兴周在芜湖创办恒升里房地产公司。(13)(3)电业。光绪末年,吴兴周和同乡共同集资招股12万两,1906年经清政府农工商部注册批准,成立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吴兴周任总经理。当时全国只有五家电厂,明远是安徽第一家民族资本的电力企业。1952年明远电厂公私合营后改制为芜湖供电公司,一直经营至今。(14)(4)西药西医业。黟县人程宏弼参与创建的上海中西大药房是上海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西药经营企业,(15)据1888年《申报》上预告大开张的广告记载,该药房所经营的西药已有万应瘰疬药、霍乱吐泻药、小儿热疮药等70多种。近代著名徽州茶商汪惕予为中国西医业的开创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自幼就对医学感兴趣,后赴日本学医,学成回国后在上海英租界开设诊所,“时君医术已噪远近,适两江总督端方患风疾,乃专员赍千金为聘,并遣兵轮迎至南京督署诊治,署中医士蜂集,君深得温礼,坐诊匝月,端之宿疾大瘥”(16),自此医名大震。后来他拿出汪裕泰茶号利润2万元,又得两江总督端方、江苏巡抚瑞征及使美大臣伍秩庸等人资助2.4万元,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自新医科学校,并附设中国自新医院。汪惕予亲任院长,聘用东、西洋医学校优秀毕业生当助手,又雇用日本看护妇为院内病人看护。为宣传新医学,他不仅创办了各类医校,还编辑发行医学报刊杂志并出版医学专著。1913年,中国成立了第一个西医界的全国组织——全国性医界联合会,汪惕予被推举为会长。由于为中国西医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被誉为“中国西医之父”。

      二是投身新式职业。“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17)买办是近代中国商人所从事的颇具代表性的新式职业。从事买办的徽商颇多,如歙县人吴翥“业丝,商于上海,兼充英怡和公司买办,中外商人咸倚重焉”。(18)近代上海“地产大王”歙县人程谨轩就是靠担任英商沙逊洋行买办起家。(19)徐矛主编的《中国十买办》一书中收录了周宗良、吴懋鼎、胡寄梅、胡二梅等四位徽州籍买办。歙县人周宗良开始在宁波海关任职,1905年到上海德国谦信洋行任职,深得大班轧罗门赏识,后任该洋行买办。(20)婺源人吴懋鼎17岁到上海充当外轮跑仓,不久到汇丰银行为英国人赶马车,1871年升任副买办。1880年汇丰设天津分行,他参与筹备并担任该分行首任买办,其后又担任英国仁记洋行买办。1909年清政府拟任他为山西巡抚,谢辞未就。1913年,北洋政府拟提名他做财政总长,亦推辞不就。(21)曾任上海华界市政委员会、华商地方自治办会、商业协会成员的绩溪人胡二梅也是靠在信义洋行和美最时洋行当买办起家。(22)清末民初,“在银行的买办间,经常拥有大量前任买办的亲属”,谁要是“把没有家族纽带、因之无法控制的人带进来,就会削弱买办的制度”,于是一个买办世家就变成了一个“买办王朝”(compradore dynasty)。(23)绩溪人胡寄梅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银行买办家族(详见表1)。

      表1 胡寄梅家族买办情况简表
姓名买办前经历买办经历投资实业情况备注
胡寄梅洋务局学英文历任中华汇理和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道胜银行、华比银行信昌丝厂万国商团中华队发起人
胡笛栏从寄梅学英文英国汇丰银行寄梅堂兄
胡筠籁华比银行、上海三菱洋行银行部工作1907年,上海三菱洋行银行部扩充为三菱银行,担任买办,“九·一八”后辞职上海纱布交易所常务理事寄梅长子
胡筠秋继寄梅为华比银行买办,抗战后续任寄梅次子
胡筠庵英国葛拉斯哥大学学习造船上海纱布交易所副理事长寄梅三子
胡筠庄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德华银行寄梅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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