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仪式与权力：先秦两汉禳灾活动的传播学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

       1937年，邓云特(邓拓)在撰写中国首部救荒史时，自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至今含糊不清”的“救荒”概念，盖因前人对它的理解局限于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冲击，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失调及其与灾荒的关系。对此，他开创性地将“救荒”界定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之一切活动”①，并将“禳灾”这一祈求神灵消弭灾异的社会活动也纳入救灾的研究范畴。从灾害历史学的角度看，邓拓对禳灾的学术定位不仅确立了将其置于救灾框架中加以剖析的基本范式②，也与古人对禳灾的理解遥相呼应：《说文解字》将“禳”释为“磔禳，祀除厉殃，古者燧人禜子所造，从襄音(汝羊)”③，该定义除了解释禳之基本功能外，更将禳之发明权归于“吾国开化之迹”的燧人氏④，反映出古人对禳之重要性的认知与想象⑤：华夏文明自古多灾多难⑥，从殷商到东汉所记载的灾害至少有950次(先秦227次、秦汉723次)⑦，有关禳的记载则多达253条⑧，这说明面对绵延不绝的各类灾害，先民除了物质层面的抗灾与救灾之外，还需要精神层面的抚慰和鼓舞，因此，邓云特认为禳灾这一“天命主义的禳弭观”统驭了秦汉之后的各种治灾救荒思想，并视之为“中国古代救灾思想的原始形态”⑨。

       禳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引发了学界的浓厚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学科：(1)历史学，分为灾荒史的救灾研究和文化史的祭祀研究两种路径，前者将禳灾作为救灾的组成部分，分析其蕴含的救灾思想和其囊括的救灾举措⑩，还有些断代史专著探讨不同时代的禳灾实践(11)；后者将禳灾作为祭祀的组成部分，阐释其文化史或思想史意义，如王国维、陈梦家、裘锡圭等从甲骨文考释的路径去分析殷商的禳灾祭祀文化(12)，郑振铎也专门阐释过古代君主以身祭祀的现象(13)。(2)民俗学，主要关注作为区域习俗的禳灾及其与民间信仰、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如刘梦颖对民俗学中禳灾信仰与仪式的研究(14)，叶明生对闽南傀儡戏中禳灾仪式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探讨(15)，陈雪英对西南地区禳灾中民众对灾难认知的表述、实践及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等(16)。(3)文学人类学，着重考察文学作品的禳灾功能及其人类学意义，如叶舒宪指出研究禳灾文学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发生的现实文化语境(17)，王艳凤、阿婧斯对蒙古史诗禳灾功能的源起及现实研究等(18)。

       上述研究对我们理解禳灾无疑具有很高价值，但在该议题的学术对话中，传播学尚处于缺席状态(19)，这不仅是传播学科的遗憾，也遮蔽了禳灾所蕴含的丰富传播意涵，例如：作为一种仪式，禳灾的出现反映了先民哪些沟通的意图和实践？建构了怎样的社会秩序？在针对突发事件的禳灾中，不同主体如何解读危机和进行风险沟通，其中蕴含了哪些危机传播思想？作为政治传播的禳灾是如何发挥“社会维稳”功能的？在此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君权、神权、相权、民权)又展开了怎样的对话和博弈？最高统治者是如何利用禳灾来彰显其统治合法性？等等，均是颇具传播学趣味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以先秦至两汉的禳灾活动作为研究对象(20)，借助仪式传播、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等理论视野对上述问题链展开探讨。

       二、“因神附愿”：禳灾仪式的起源及其传播模型

       传播学者罗森布勒(Eric W.Rothenbuhler)指出，宗教的、世俗的仪式或礼仪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因而具有传播特性，甚至是一种强有效的传播机制(21)。古代中国的禳灾仪式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对其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有必要引入“传播考古学”的思路(22)。据冯天瑜考证，禳灾仪式早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就已出现于原始部落中，主要以歌舞传递祈雨信息(23)。而对禳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商代(甲骨文写作“”字)，赵诚认为“禳”将“往”字借用为祭名，即后世之禳祭，为攘除凶殃之祭，如“庚申卜，旅贞，往妣庚宗”(24)。徐中舒则从字形上辨认该字“从之从王……之也，去也，从此适彼也”(25)，因而“禳”也从“往”字借得了“移走”之义。此外，诸如“贞：舞，有雨？”“贞：今日奏舞，有从雨？”等记载也证明商代旱灾会举行求雨的禳灾仪式(26)。

       而“禳”之本字最早见载于文献是在周代(27)，在《周礼》《仪礼》《左传》《晏子春秋》《韩非子》等典籍中出现过多次，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尝试为禳灾仪式建构一个传播模型。祝建华曾指出，传播学尤其擅长用“理论模型”来进行自我阐释。有鉴于此，下文将借用传播学中经典的“5W”模式(28)，从“谁，在什么情境下，为了什么目的，表达了什么，对谁”五个元素来建构禳灾仪式的传播模型(见图1)，并对其各个要素分别展开讨论：

      

       图1 禳灾仪式的传播模型

       (一)禳的主体：决策者和实施者

       先秦时期，禳灾的行动主体由决策者和实施者组成，决策者一般是权力机构的统治者，如天子、国君，权臣等；实施者则既有官方特定的岗位，如《周礼》中记载的女祝、小祝，大宗伯等，《左传》中记载的大祝、宗人，祝史等；也有临时性的实施者，如出访归来的使者、善施巫术的伯常骞等，这些主体或为权力体系的各级官僚，或为统治者身边的巫师，说明禳灾从起源时就是由官方机构发起并主导进行的一种仪式，禳灾的主体决定了其传播的信息代表了统治阶层的意志；而且从其人员配置来看，不仅有整齐的专业班底，还有灵活的外脑调配机制，由此可见禳灾在主体上具备了相对成熟的传者谱系，可以视为一种组织齐备的传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