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人类学的分析中，教育的核心涉及学校、教师、家长、社区、对儿童的认知、教育的文化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力对于教育的综合影响和决定性作用(庄孔韶，2000；刘谦，2016；刘谦、姚曼，2018)。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需要承担社会性的功能，教育“是教育者、教育过程和受教育者的互动过程，是培养受教育者拥有与社会相适应的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过程，是一个把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过程”(滕星，2017：204)。目前，新的教育民族志研究“旨在回应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跨界联系及其权力关系。田野工作图景与问题意识的变化使教育民族志研究从单一场域的文化模式转向跨界的关联与联系，挖掘在场与不在场因素对教育的共同影响”(吴晓蓉、李海峰，2020：213)。 华侨华人二代①的受教育经历是教育人类学研究中的特殊案例。这种受教育经历不仅仅以流动以及不同的语言学习和跨异文化适应为特征，其流动的方向往往还是不确定的、非单向、不固定的，每一次变动可能都具有实验性质，如果走不通则需要改变方向。而且每一次的变动往往也伴随着家庭的巨大变动，导致变动的因素，包括父母职业、婚姻关系的变化乃至全球经济状况(比如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对地位等更为宏观层面的变化。从这些华裔自身的感知和讲述来看，变动通常是这样的：“我以为像以前一样回国待一段时间，没想到就再也没回委内瑞拉”“反正我一直是一个人(父母不在身边)”……在她们的描述，尤其是对童年流动的叙述中，这些关键事件往往是以“突然”“完全没想到”“也没人告诉我”“地狱般的一段生活”这样的字眼表述的，她们的伤心、遗憾、低落、崩溃只能在之后的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甚至是在父母不甚了解的情况下默默消化，直到可能的下一个变动的到来。 这一群体受教育的特殊流动经历与两代移民间家庭教育策略、文化价值观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往往被忽视的华裔回国后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是本文关注的重点。笔者近三年(2017-2019年)来在北京、上海、温州、华沙等地对华裔子女、华侨华人父母、相关教师等群体进行了不同类型的参与观察、个人访谈以及焦点小组访谈。以此为基础，本文重点选取了其中六人②的深入访谈资料作为本文分析的主体，尤其强调了这些年轻华裔自身的视角和声音。目前针对华侨华人二代反向教育流动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这六个案例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反向社会适应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性，六位受访者都有在中国和海外往返就学的经历，都在学业上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但是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适应问题。本文旨在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这些个案来探索华侨华人二代反向教育流动过程中遇到的教育理念冲突、社会性断裂等问题。 一、华侨华人二代的反向教育流动 近些年，受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倾斜的双重影响，“海外华人华侨回国趋势明显，从近十年国家‘千人计划’引进海外人才的人数上就可以看出，华人、华侨学者占绝大多数”(齐凯等，2019：7)。“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不足以大力引进非外籍华人的外国人才”，“外国人才的绝对主力、引进外国人才政策的最重要服务对象，实践中，都是外籍华人”(刘国福，2018：24)。换言之，目前的外国人才引进政策，以及相关政策倾斜对于海外华人、外籍华人，尤其是他们的子女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在这种动力下会有一部分的海外华侨华人子女选择回国接受高等教育。 已经获得外国国籍的华侨华人子女如果想回国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作为留学生参加各个大学的筛选。许多高校近年来录取留学生多采取“申请-审核制”(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留学生使用所在国的高考成绩即可申请，相应高校会设置考试、面试、复试等不同环节。也有的学校会专门设立留学生考试，但是也有争论认为留学生考试对于华裔有更大的优势。③为方便华侨子女(未获得外国籍但侨居海外的华侨子女)回国接受高等教育，教育部还单独设置了入学考试，即“华侨港澳台高考联招”。这一考试的科目与高考类似但是题目比高考简单，录取分数低，而且如果分数不够也可以选择先上一年预科④。总体而言，华侨华人二代回国入学顶尖大学存在一定的制度优势，因此回国入学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此外，很多海外华人父母认为国内的基础教育比较扎实，竞争性环境对孩子是一种督促，所以选择在早期教育阶段(如小学、中学)送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同时确保子女具备一定的中文语言能力(如参加相关夏令营等短期培训)。也有一些子女受限于所在国的入学要求，选择先在国内接受教育，等身份问题解决了再到国外就学。华侨华人子女群体的教育流动并不鲜见，不同类型的反向(回国)教育流动也呈上升趋势。 对华侨华人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的新热点。张晓风研究了从中国举家移民到波兰的新中产阶层，他们移民的重要动机是逃避国内竞争过于激烈的教育环境以及过于单一的对于成绩和成功的评判标准，为孩子寻找一种替代性教育的可能(Kardaszewicz，2019)。聂保真等学者则研究了匈牙利的华人移民，讨论了早期移民和新近的追求生活品质的新移民在教育选择以及与祖国的联系方面的差别。1990年代来到匈牙利的早期移民采取了一种“跨国训练”(training for transnationality)的策略，把孩子们送到设有国际课程的全英文教学的私立学校里，期望以此让他们在海外劳动力市场上具有竞争力(Nyiri，2014)；而新的富裕中产阶层的移民父母把孩子送到本地的公立学校，把匈牙利看作精致的欧洲文化和生活品质的代表(Nyiri and Beck，2020)。对于移民海外的华人来说，尤其是在欧美等经济、教育水平较为发达的地方，在当地接受教育还是更为主流的选择，以获取更好教育为主要动力的新移民、投资移民尤为如此。目前针对二代、三代华裔的研究也更多集中在海外的华文教育以及在地国的文化适应等问题上(谷佳维，2020；严晓鹏等，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