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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大后方研究中的时空问题

       高士华

       【作者简介】高士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21.8.5～8

       一、“抗战大后方”概念的产生

       “抗战大后方”(下义简称大后方)是最近十几年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进展比较快的区域，新成果不断涌现，但因为总体起步晚，有不少基本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勇在2015年指出：“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诸多基本问题，包括抗战大后方的概念、地位、作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对象、研究价值以及发展趋势等，都还没有进行系统梳理和学术规范。因此，与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相比，抗战大后方研究任重道远，需要从基本问题做起。”(周勇：《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78页)诚哉斯言，时至今日，一些基本概念仍需进一步厘清和讨论。

       重庆的大后方研究成果是比较突出的。2008年中共重庆市委提出并开始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2011年11月26日“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国际交流、学术论著、资料整理、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带动了整个大后方研究，使之成为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有关“抗战大后方”概念的时空问题，周勇、潘洵、洪富忠等重庆学者做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本文将在这些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做一些探讨，抛砖引玉，期待更深入地讨论和交流。

       一般认为，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当时两个区域缺少整合，作用也有相当大的不同，所以分别单独称呼的场合比较多，1949年后两个地区的整合度增加，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它们合称为“西部”。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军队一边抵抗，一边向西部退却。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出现大后方一词，并在中共文献中被普遍使用，“结合其使用语境，内涵或略有区别，但大部分是指国民党区域，尤其是指西南、西北国民党控制地区。”(洪富忠、汪丽媛：《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考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7～10页)据潘洵考证，蒋介石最早提及“大后方”的概念是在1936年5月4日，称四川“能否作为大后方之根据，尚当煞费心力也”(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2页；周琇环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6册，台北：“国史馆”2008年版，第514页)。蒋介石在1938-1945年间的日记里，基本不用大后方的说法，只在1941年提及“西南与西北之大后方基地”时，使用过一次(《蒋介石日记》，1941年9月12日，“重要杂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也就是说，国共都认可大后方作为一个与军事相关的地理区域的存在。大后方的概念没有贬义，虽然由国民党统治，但它也是整个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中共也派人前往大后方的中心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活动，也是中共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区域概念。

       作为军事术语的后方，是和前方、前线相对而言的。整体来说，卢沟桥事变之后，随着中国军队的退却，后方空间整体被向西部压缩，到了武汉会战结束、国民政府政治中心西移重庆，军事形势相对稳定下来，对这部分未被占领的西部整体空间就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于12-14日做《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地使用了大后方一词，并认为它是“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页)，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大后方”是全国的，而不只是属于国民党政权。

       相对于西部大面积、连成一体的大后方，在东部沦陷区也有很多小范围、分散的后方。在一些部分沦陷的省份，国民党军队依靠军事力量控制一些区域，在这些地区，有与敌战斗的前方，也有后方。在全面沦陷的省份，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有抗击敌人的前方，也有相对稳定的后方。这些地区的后方在地理上没有和大后方连接在一起，不是大后方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和大部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邻接，但也被前方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后方”，这里主要是指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不是地理意义上的。

       二、抗战大后方的时空界定

       从时间上来说，“抗战大后方”概念在武汉会战后被使用，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停止武力侵略后逐渐被弃用，它是在特定时期被广泛使用、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历史词汇。中国地域辽阔，在战时可以有巨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以空间换时间，我们失去了半壁河山，但还有半壁河山在我们手里，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持久抗战。在这个时间范围里，因为处于战争状态，中日双方武力冲突不断，既有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也有日军策划的新的进攻，因此大后方的空间经常处于变动中。

       大后方包括哪些地区？一般认为，关于大后方的空间地域，当时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只有一个大概的说法。潘洵、周勇认为重庆、四川是其中心，西南和西北省区是其基本区域(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周勇：《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研究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洪富忠、汪丽媛：《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考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1940年有人指出，“目前所谓后方，除已有一部沦为战区之各省不计外，大致即指西南的川黔滇康西藏与西北的陕甘宁青新疆外蒙各省区而已”(陈长蘅：《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财政评论》1940年第11期，第44页)。按这个说法，除“外蒙”不计外，大后方基本区域包括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和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10省区。1942年在一个有关“后方工业”的表格里，作者罗列了20个省份，除了前面提到的8个省份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外，还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西、绥远(《经济部统计处关于战时后方工业统计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40页)。12个省份中有些已经部分沦陷，有些在地理上并不和西部地区相连，表格里的“后方”省份有的并不是大后方的一部分，10省区加上1939年5月5日成为直辖市的重庆作为大后方的基本区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也有研究者不把西藏、新疆包括在大后方的“主要”地区里：“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战略基地。地域上主要指西南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和西康，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吴光会、潘洵：《抗战大后方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大惨案的时空分布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83～192页。)。周勇认为，“从时间角度看，‘抗战大后方’还是一个动态的时间范畴，其战略地位随抗战的兴起而确立，随抗战的发展而演变，也随抗战的结束而结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地域空间也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发生变动。”(周勇：《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