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 杭州 311121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对中国军民实施生化战。中国政府于1938年由中共首先尝试向世界呼吁,谴责侵华日军罪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太平洋军事会议,协商太平洋地区战事。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两国两地会议。1942年5月10日丘吉尔发表制止德国对苏联施行毒气战的对德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给蒋介石“四大国”之一的领袖身份认同以极大刺激,他通过宋子文转请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类似声明。待1942年6月5日罗斯福发表对日声明后,蒋介石进而谋求让顾维钧通过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发表类似公开声明。1942年7月14日顾维钧成功提案,但因丘吉尔在大会上搁置讨论,令蒋介石的伦敦公开声明期望落空。1942年中国向盟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的一成一败,凸显的是抗战时期中国的地位和国家力量。中共和国民党向国际社会揭发与控诉日军毒气战的经验教训证明国家实力较弱方获取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前提条件是“坚持抗战”而非“一味牺牲”或“退让”。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1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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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7-0202-15

       浙江两位1940年宁波鼠疫防治当事人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这场鼠疫疫源时称,“疫源究竟从哪里来?不但在当时是一重疑案,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也还没有听到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过,国际联盟也没有提出这一类的控诉。”①在普通人或底层精英的视野中,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生化战(主要是毒气战和细菌战),中国是无助的受害者,政府既没有向民众宣布日军如何推行生化战,也没有向国际社会控诉侵华日军罪行。对此,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有所解释:“我方恐此种事实之发表足以动摇人心,故迄少露布。”②“迄少露布”不等于没有“露布”。1941年前,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侵华日军毒气战罪行。待到1942年5月11日英国丘吉尔发表警告德国勿对苏联施用毒气战声明后,饱受侵华日军毒气战伤害的中国,积极主动向盟国谋求制止侵华日军勿施毒气战声明。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涉及。

       1995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主编《侵华日军的毒气战》披露了中国对侵华日军毒气战揭露与指控的11则史料。③1997年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回顾》一文称“中国当局确信日军实施了细菌战而最早向全世界发布的消息是,1942年3月31日的金宝善报告。”④2004年另一位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发现的档案史料,对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警告日军使用毒气战声明的原委问题,作了深入探讨。⑤2019年近藤昭二和王选编辑出版《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收录了1941-1942年间国民政府向国际社会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以及美国获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档案史料。⑥

       上述研究成果很有启迪作用,但也可进一步补充。1942年3月31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发表揭露日军毒气战声明的是宣传部长王世杰,金宝善的报告则是王世杰声明中最重要的医学专家调查报告。吉见义明的专题研究以及近藤昭二和王选的档案史料汇编,都聚焦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美国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对中国向盟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的来龙去脉、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事务话语权以及争取行动背后的弱国外交问题,尚未能利用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日记、往来电文等档案史料展开论述。本文拟根据蒋介石、王世杰、陈布雷、顾维钧、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的日记、往来电文等,结合中英文报刊资料,对这此问题作一专题探讨。

       一、对自己抗战的前途看到更明确的远景:中共的揭发与控诉

       1938年3月29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份通电,呼吁“全国各军将士、各报馆、各团体、国内外同胞及国际联盟、各国政府、各国民主政党、工会、各国红字十会、各国宗教团体及世界一切维护人道、爱好和平人士”联合起来,抗议日军毒气战暴行。电文首先列举了中央社徐州3月22日电文,说明日军因冀晋鲁地区游击战“频加失利,颇受重创”,“故决定加以报复”,企图“以飞机数十架”,向山西和陕北延安等地投掷“微菌弹”,“期整个消灭我各该地军队及参加作战之人民。”然后列明3月27日天津发来的确切情报,“日寇决以百架飞机向陕北数十县军民施放剧性伤寒病菌,以期杀尽此区域的数百万男女老幼生命”。

       鉴于此,朱德等特代表八路军全体将士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的“数千万民众”,“向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民主组织,国际联盟和各国政府及一切民众团体呼吁,请求你们立即一方面发动全中国和全世界舆论,抗议和制止日本法西斯军阀拟定的施放毒气、毒菌杀害千百万生命的残酷兽行;另一方面,速即给敝军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民众以防毒防疫的物资帮助。”在中共看来,日本法西斯对山西和陕北延安等地公然“施放毒气、毒菌”,是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必须制止;另一方面也呼吁全国全世界援助八路军和山西等地民众“防毒防疫的物资”,以期保卫生命。

       在这两项呼吁基础上,朱德进一步提出,“日寇”能在陕北和晋冀鲁区域“以此种非人手段屠杀敝军及千百万民众”,则“任何时候均可在全国任何地方出现”同样罪行;“日寇”能在中国施行“此等违反国际公法和起码人道精神的举动”,则“日寇及其他法西斯又何尝不可以同样残杀手段加之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军民”,朱德建议,“立刻用一切有效方法抗议和制止日寇此种施放毒气、毒菌的罪行”。在朱德看来,这“不仅是敝军和晋省、陕北及晋冀鲁数千万男女老幼的迫切呼号和希望,而且是全中国同胞应该立即奋起进行的公共事情;不仅是有关四万万五千万全中国同胞生死的问题,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人类命运的问题。”⑦

       应该说,朱德代表中共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制止日军生化战的呼吁,有据有理,从陕北延安、山西等地方推及全国、由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罪行推及其他法西斯在全世界的罪行,这是抗战时期中共最早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呼吁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的声明,也是最早向全中国、向世界请求防毒防疫援助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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