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I109；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1)03-0005-21 眾所週知，於新文化運動中風生水起的《新青年》，在召喚社會積極面向現代文明方面，功勳卓著。原因之一是錢玄同、胡適、李大釗、劉復、沈尹默等有世界視野的編委，和主編陳獨秀同舟共濟；但1920年，編委會分裂，個中原因複雜，陳獨秀本人思想發生急劇變化，可謂最為關鍵。史料披露，此前他已接受共產國際資助，①使辦刊方向日趨激進(如1920年5月刊行的“勞動節”專號)；得第三國際代表吳廷康即維經斯基(Г.Воитинский)指示和資金，於是年8月在上海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新青年》成為共產黨機關刊，上述編委和魯迅兄弟等完全離去，1922年5月7日胡適、高一涵、陶孟和等在北京創辦《努力週報》。這類事件絕非意外：巴黎和會未能如中國文化精英所願，直接引發五四運動，自此歐美便由寄寓理想和希望之所在，轉而變成失望對象，如梁啟超《歐遊心影錄》(1920)直書歐洲的經濟破產、文化衰敗，和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的《使西紀程》所描述的歐洲全然是另一番情景。與此同時，帝俄本因地緣政治和教會勢力範圍而和歐洲分裂，在蘇維埃政權那裡則發展到敵視歐洲，也導致歐美聯合起來抵抗。中國是十四個直接參加反對蘇俄政權陣營的國家之一。為穩住中國，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眾多文化精英不諳此舉乃蘇俄的高超外交行為，便不明就裡地突然傾向於蘇俄。② 這種風雲際會，意外促使新文化運動急劇轉向：在晚清以來廣泛譯介世界多國的思想、文學藝術及理論之潮流中，來自俄國的近乎無，1919年底後那些滿腔愛國熱忱卻受現代教育不足的青年，無論是否懂俄文。紛紛轉向俄蘇文學，以求快捷獲得國家重建的美學資源，從而使漢譯俄蘇文學及社會理論加速成為主流思潮之一，如瞿秋白《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1920)所說，“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思想都受它的影響。大家要追溯其遠因，考察其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於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裡，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裡開辟一條新道路，聽着俄國舊社會崩潰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這一態勢切實地影響着社會思潮，如北大學生創辦的月刊《新潮》之變化，在周策縱看來，“其領導人物所主張的社會革命觀念，顯然是部分地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③ 這類情形不斷改變着“新文化運動”的性質：“新文化運動”之說，在“五四”運動過後半年流行開來，翌年1月孫文稱，“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遠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致輿論大放異彩，學潮彌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④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前就已發生，其後持續，但發展趨向則日益偏離辛亥革命以來所形成的“民主”、“共和制”和“科學”潮流，日益受蘇俄文學及其建構的諸多觀念所左右，即朱光潛《現代中國文學》(1948)所說的，“新文學所受的影響主要是西方文學……耿濟之、曹靖華、魯迅、高植所譯俄國小說影響則最大”。⑤ 這一反差，即“布爾什維克對五四運動及其以前的影響，很難與自由和民主的觀念相比”(周策縱語)，“俄國巨變作為一種酵素間接地影響，遠比不上世界大戰甚至威爾遜總統的民主和民族自決觀念的影響力”，“就技術而言，中國並無布爾什維主義的準備及資質”(杜威演講《中國的新文化》)，還有在華的蘇俄難民20萬，⑥為何未喚起文化精英嚴肅面對此勢以及中國俄蘇文學熱？“五四”時期的中國還存在多國的勢力範圍、交戰區、租借地、租界等，外國人的郵局和法庭，國人與僑民的法律訴訟需由外國法庭裁定，海關稅和鹽稅這類國家主要稅收來源被外國所控制，進出口稅率由列強確定，這些意味着中國乃尚非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而仍是一個列强可以在此攫取各種利益的龐大區域。共和制重視國家認同，而倡導國家非主權化的共產國際所宣傳的俄蘇文學如何能在民國暢銷起來？為何北京政府用法律查禁卻不能克，南京政府用意識形態阻止之，同樣禁而不絕，並釀成更具影響力的潮流？ 一、北京政府：法律查禁的失敗 在對十月革命真相並不清楚，對何以發生這種革命的國家之文學基本上缺乏研究之情勢下，一些人熱情洋溢地經由日文、英文和德文等譯介俄蘇文學，在很短時間內(1919～1925)商務印書館陸續推出《近代俄國小說集》5集(“東方文庫”)、《俄國戲劇集》10集(“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另有《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新中國雜誌社)、《普希金小說集》(亞東書局)、《托爾斯泰小說集》(泰東書局)、《契訶夫短篇小說集》(北新書局)等相繼問世，以及《東方雜誌》、《小說月報》、《學生雜誌》等老雜誌，《新青年》、《新潮》、《國民》、《少年中國》、《建設》等新刊物，發表大量俄蘇文學譯作。如此翻譯力度、傳播廣度、接受程度，俄蘇文學在中國迅速超過英、法、德、日、美等國文學。造成如此情景，並非俄蘇文學表達了對中國的認同，相反，中國形象在俄人之作中，除托爾斯泰某些論述之外，多為負面，如哲學家索洛維約夫(Владимир Соловьев)《中國與歐洲》(1890)立足於歐化的帝俄中心論，論述信仰儒教的中國會如何危及基督教的歐洲；象徵主義文學家別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入了基督教的中國佬》(1927)也不相信中國。尤其是，這種否定性論及中國之國度裡的文學，和蘇維埃制度一樣，若無專業能力難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