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1)07-0005-13 抗战中后期，毛泽东习惯于把中共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谈论经验教训问题。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被他视为党的“幼年时期”，并认为幼年时期党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各方面都缺少经验，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是党的理论水平“很低”，因而“政治上还非常幼稚”。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评论说：那时“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①因此，尽管毛泽东当时并不认同莫斯科的一些作法，却丝毫不影响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热忱，和在党内大力强调和推崇列宁的政略策略思想。他对于共产国际所起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中共建党问题上作用的看法也是一样。在发动整风运动初期，他曾几度亲自开列各地高级干部学习文件，第一次列出的学习文件，排在第一的就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接下来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然后才是《六大以来》等中共中央自己选编的文件②。即使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他也特别强调称：共产国际“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③ 作为过来人，和后来程式化的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党史工作者不同，毛泽东对中共早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多抱理解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的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从不懂到一步一步懂得的，“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何况，“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比如，“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我(就)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④。 对于中共建党前和建党初期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很少有建立在史实考证基础上的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当年史料方面的局限很大，另一方面也是以人划线的研究思路决定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改变了以人划线的路线斗争思维，再加上共产国际档案的开放和中共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关系史研究解禁，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不过，这种注重史料、史实和历史渐进性的研究至今似乎还未能深入。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热潮就对中共早期史的研究发展造成了不小冲击。这是因为，不少年轻研究者在还没有对那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亦或“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化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情况下，就纷纷开始论证他们当年各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做出怎样的贡献了。这也是笔者以为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尝试着从史料出发来梳理一下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是列宁主义——接受史问题的一个原因所在。 当然，关于中共建党期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接受史的问题，远不是一篇小论文可以论证清楚的。因此本文主要就毛泽东在中共建党过程中思想的渐变及其原因与条件问题，做一初步的梳理和考析。其中有和人们习惯说法不一致之处，也欢迎持有不同看法者同样在史料考据和史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商榷。 毛泽东对中共建党的历史背景及其主客观条件，曾多次以回忆的方式谈到过。但最系统、最概括的说法，体现在1949年建国前夕，基于总结中共建党28年主要经验而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文章在说明新中国只能向苏联“一边倒”时，着重指出了中共建立与苏俄的关系，即：“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⑤ 毛泽东在这里讲到的情况，无疑主要是基于他个人经历的记忆和感受。 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人的确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俄国二月革命后中文报刊上也曾转载过欧美通讯社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临时政府意见冲突的消息，其中个别处或提到过列宁的行踪，但因转译及译名混乱等问题，国人不知道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比较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听说的人就比较多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已经陆续出现在当时各种中文报刊上了。他们的个别重要著述，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也陆续有片断的译文或介绍被发表出来。毛泽东“不知道”，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青少年时代，主要是在较封闭的内陆省份湖南乡下度过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才得以进到省城长沙就学，但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也没有离开过湖南。直到1919年前，在湖南，包括在长沙所能获得的国际政治资讯，也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类新的思想资料，相对都是比较有限的。毛泽东首度走出湖南，来到信息发达、思想活跃，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及上海，开始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当时国内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学生结识并交往，已经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个月后，即1918年8月以后的事情了。 毛泽东这一次北京、上海之行长达半年多时间，他是否接触到了“俄国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了呢？没有。此行只是让他了解并接受了许多新概念和新知识，使他在思想上迅速认同了陈独秀和胡适等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主张。因而当他1919年4月回到长沙，特别是在全国范围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之后，他很快就借助自己在北京、上海发展的人脉和获得信息的管道，成了创办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的主要推手。从他作为主编撰写的创刊宣言和20余篇长短文可以看出，他这时在思想上确实和北京、上海正在风行的新思潮密切接轨了。他开始频繁使用过去几乎不曾用过的许多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词，如“世界革命”“阶级战争”“平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家”“劳农”“民众”等等，他还提到了“马克斯”“克鲁泡特金”，甚至列宁等人的名字。但是，因为只能读中文，并且只能转经《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来获取新知，他这时既不了解列宁，也不认同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