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至3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中国共产党内外、中国左翼思想界与知识界中间，发生过一场与中国前途命运直接相关的思想理论、学术研究叠加的大论战，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这场论战发生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亦即毛泽东思想诞生之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它具有话语之源与理论准备的意义。同时，它又发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伴随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对于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迎接理论与实践双重考验、启动深刻的理论思考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深化的意义。 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场论战均具有塑造话语体系的作用和意义。论战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国知识领域的过程。论战过后，马克思主义已然在中国站稳脚跟，任何势力都不可能将其摧折。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任何一个学科的发生与最初发展，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这场论战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就是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之后，一场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塑造了基本话语方式与理论架构的论战。 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也就是围绕着回答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怎样在根本属性的意义上为这个社会下定义的论战。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中国的总观点、总理论，即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简称“两半”理论。 论战的内涵与理论背景 所谓性质，就是认识对象的根本属性。所谓社会性质，就是社会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质是对社会总状况、总特点的本质性概括，在句式上则表现为最高抽象的定义形式。因此，所谓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也就是围绕着回答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怎样在根本属性的意义上为这个社会下定义的论战。论战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中国的总观点、总理论，即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简称“两半”理论。 这个问题本身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与思维方法。唯物史观承认并重视各种社会要素的作用，但认为必须找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终极原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或者说透过偶然性看清必然性。唯物史观认为，在各种社会要素中，归根到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用唯物史观考察人类社会历史，而且以之评判学术史。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②所谓“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就是指探寻社会的本质、社会的性质，亦即在透视生产方式结构的意义上揭示社会奥秘。马克思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维方法运用于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从而形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所谓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就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不同界定的理论。将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应用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与概括，即表现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对前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的分析与概括，即表现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这两场大论战，加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从本质上讲，都属于广义上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特别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其整个知识体系与价值取向，都是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所以，揭示社会性质、在此意义上建构思想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和思维特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核心特征。 对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要义和思想特征，马克思之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是竭力反对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在主观唯心主义大盛行的背景下，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谬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想方法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一致认为，“只有回到直观的最初来源并从直观中推导出对本质的洞察”，“才能直观地澄清概念，并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提出问题，从而在原则上解决问题”。③这就完全离弃了对生产方式的考察。波普尔甚至借用历史主义的概念，将唯物史观视为一种“贫困的历史决定论”。④因此，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基本不会讨论社会性质问题，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就对此不认可。在中国，持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认为，所谓社会性质论战及其延伸——社会史论战，不过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⑤因此，他不仅敌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对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质上代表国民党改组派政治立场的陶希圣，都持“歧视”⑥的态度。胡适在基本方法论上就反对讨论社会性质这类问题，这不仅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宣示，也是一种实际行为。 显然，是否参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当时已然成为区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水岭。论战过程中，有人曾说，论战参加者必须首先“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不然“一切观点，方法，以及术语，都不会正确”。⑦还有人说，论战“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⑧因此，这场论战与人生观论战、社会主义论战之所以不同，区别就在于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在其他论战中，各种理论工具杂陈；而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只有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工具。尽管我们不能说参与社会性质论战的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却可以认为，一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基本修养与兴趣的人，一定不会参与这场论战。尽管一些参与者只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这个外衣却是必须披着的，一旦脱下也就等于自动放弃话语工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运用，靠的是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列宁较早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出发，在揭示社会性质的意义上进行社会分析，探明俄国基本国情，从而规划革命实践的路径与方法，具有学术示范意义。1895-1899年，列宁写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俄国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其他国家的社会性质树立了典范，当然也为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提供了范例。可以看到，在揭示中国社会性质时，不仅列宁本人遵循着这一范例所提供的基本方法，而且其他人也都遵循着同样的思想方法。从列宁到中国共产党，遵循着一条共同的实践与理论相互释证的路线，那就是先探明社会性质，再从社会性质出发去进行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认识方法在社会改造领域的具体应用，也是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方法，是具有实践品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语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⑨这里所说的先进性，正是建基于对社会性质的科学认知之上。而朴素感情与执着追求之所以不能代替科学理论，同样在于科学理论以社会性质为原点。只有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可参照的经典范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才具备充足的理论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