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历史上发生重大变动，通常都有一场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化作为先导。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行动通常都受到思想的支配。这种思想变动，有的像疾风骤雨般猛然袭来，使举世为之震惊；有的却需要经历较长的渐进过程，甚至会经历某些曲折。为了理解这种状况，需要对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进行具体分析。 面对无数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情况，许多人容易受到长期习惯的旧思想束缚，迈不开新步子；当然也有人对新情况并不真正了解而任意乱来。这两种情况，都会吃大苦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闯出一条成功之路，并且通过坚强有力的教育，才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经历这种状况。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便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可以说，没有这关键一步，就难以有革命的迅速胜利，就不会在短短几年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这确是中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时刻。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的指针。但在党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党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不多，对中国的复杂国情缺乏深入具体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缺少深刻的认识。这使党在早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革命应该怎样进行，还处在摸索的过程中，这也是当时党内几次右和“左”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原因所在。这种状况的改变，需要党在政治上一步一步成熟起来，需要在思想方法这个根本问题上实现一场深刻改变。否则，要迈开大步前进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共产党早年所犯的各种路线性错误中，危害最大、时间最久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片面和表面的，容易产生冒险主义的行动；面对不同意见的干部，又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统治；他们起草的决议和文章空洞无物，从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是装腔作势、死搬教条，借以威吓党内同志。 为什么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能够在党内统治这样久、造成这样惨重的损失而迟迟无法得到根本纠正？亲身经历过这段灾难性岁月的陆定一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道：“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①也许还要增加一条：中共二大通过了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在加入条件中还规定，“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② 这种盲目迷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形成一种相当顽固的传统观念，很少有人怀疑，否则似乎就成为“离经叛道”，还被斥为“山沟沟里哪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而王明路线便把这种盲目迷信推到了极端的程度，造成很不正常的状态。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统治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在抢渡湘江时又遭遇重大损失，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痛苦的事实深刻教育了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大多数人，认识到不能再沿着原来的老路走下去了，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转变。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并且对党中央进行改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先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没有涉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在当时正处在生死攸关的极端危急情况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留下尚待解决的政治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很快又显现出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毛泽东实际主持下提出的持久战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全党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取得一致。1937年11月，原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王明从莫斯科来到延安。他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③但他在回国后，俨然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中共中央横加指责，提出一整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主张。党内不少人以为王明的主张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于是，在中央内部出现两条相互对立的政治路线，并在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些影响。 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将中央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报告共产国际。1938年9月，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还转达了季米特洛夫的叮嘱：“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④毛泽东在全会上作报告，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全会对此作出结论。
